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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我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一名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至此，我正式开始了博士阶段的学习。由于我硕士阶段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因此在我眼中，生活似乎与以往一样，“度过暑假，又一个新学期”而已。 时间很快，转眼间我的博士生活已经度过了一半。回顾这一年半的博士生活，我遇到的艰辛和喜悦都远超过过去，我在充实中成长。回顾与分享这一切，我感到，读博士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不后悔我的选择。 勤于科研 奋笔疾书 大多数人认为，博士一年级是轻松的。在这一年，似乎没有写论文和找工作的压力，只有对新生活的憧憬和频繁的聚会。对我来说，这一年却异常繁忙，科研写作任务的压力让我几乎每天都成了典型的文字创造者；当任务集体袭来，我能做的除了接受，还有协调。 我们学校和学院对博士生课程的学习比较重视，在这一年，每周除了有政治、外语课外，还有院里各位博导的专业课。在课堂上，我领略了中国刑法学界各位大师的风采，收获了刑事法学各个领域的知识。在剩下的时间，我参与了多位老师课题、书稿的写作，初步体现了一位科研工作者的艰辛。 与理工科博士生经常进出实验室，需要庞大的数据才能给“老板”打好工不同，我们专业的博士生需要在阅读大量学术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思辨与归纳成为了最重要的能力。我先后完成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诊所式法律教育、贪污贿赂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方面的书稿，合计起来有几十万字。在那段日子里，让我感到最困难的倒不在于思考的艰辛，而是来自时间紧迫催稿频繁。有一段时间，每天我都要完成几千字，还要搜集案例、调整格式，连吃饭都顾不上。每份书稿完成后，还会有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校对、编辑，调整样式，这些也成了最让人苦恼的事。 论文投稿也是这样，本来写作一篇有新意又略显深刻的论文就很难，论文后期的修改格式、撰写英文摘要等内容就更让人心烦了。在法学领域，CSSCI刊物数量并不多，在读博士生想要在这类刊物上发表文章显得难上加难。现有的评价体制又将“在C刊上发论文”作为毕业获得学位、找工作、评职称等的前提，因此，想方设法钻研发论文技巧、在已经被挤压的时间中投刊物“所好”便成了最现实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科研的艰辛并不在于创作的辛劳，而在于撰写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主题的论文，但是，一切并不由自己决定，博士生某些时候也需要成为本领域的“全才”。 这就是现实，当自己的生活被外在任务所累，当自己的研究兴趣被挤压时，导师、同学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导师一贯的随和带给了我精神鼓励，急躁时与同学的交流有时会在不经意间激发出我的灵感。当稿子完成时，自己的成就感超越了一切，那种感觉可能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两岸交流 另一种思考 宝岛台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总是充满了神秘。这里有明星、偶像剧等各种流行因素，同时，这里还有跟我们说着一种语言、却又有不同口音的可爱的民众。有人用“最熟悉的陌生人”来形容台湾人，可能一点也不为过。2012年秋季学期，我来到台湾大学法律学院访学。台北与北京，虽然只有不到三个小时的飞行距离，但却存在着两岸思维、生活方式的种种不同。两大都市、两种生活态度，带来的不仅有全新的感受，也有思想上的冲击。 当北京已进入凉爽的秋季，9月的台北却依旧热浪袭人。与此相伴的，还有台北看似陈旧的街道、建筑，这些都构成了我对台湾的第一印象。刚到台北的那两天，一切都那么新奇。在这里，乘坐捷运站的电动扶梯时，所有人都会排队靠右站立，把左侧让出来给急于通行的人先过；在车站等公车，提前要招手，车才会主动停下来；大多数公共服务设施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了便利，在细节上体现了平等；在任何地方买完东西，当商品被递到你的手上时，你还会听到卖家响亮的“谢谢”声……在这些表面不同的背后，我感受到的是台湾人整体高尚的文明素质与和睦的生活状态。 走进台湾大学，校园非常美丽，笔直的椰林大道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风味独特。早已大汗淋漓的我拉着行李，还算快地找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国青宿舍。宿舍辅导员很热情，办理入住也很顺利，当天下午三时，我就住进了宿舍。天气的确很热，几乎每天在宿舍都要开空调才能睡得安稳。由于不想带太多的东西来台，因此，一些生活用品，例如枕头、毛巾被、脸盆、洗漱用品等都是需要专门再买的。可是，楼下的7-11超市基本没有这些东西，跑到附近的太平洋百货等大商场，地下的超市也不卖这种东西。当时，炎热的天气与旅途的疲劳让我筋疲力尽，当天晚上就在没有枕头的情况下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我发现，就在台大门口不远处的生活超市就专门卖这些生活日用品，原来“近在咫尺”的地方就能解决一切困难。这件小事让我明白，不能以我们自己的视角去“定义”事物，同样的东西，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就像在台湾，大多数超市只卖食品，而专门的生活商场或超市才卖生活日用品，走出自己的思维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台湾地区的法学教育继承了民国法学的优良传统，师承德日，保持了较好的连贯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法治的作用不断增强，各位老师大多在德国等海外国家取得博士学位，因此研究的国际化便成了这里的主要特色。在台大，我聆听了刑事法学各位老师的课程，巨大的信息量通过各种或有趣、或深思的方式表达出来，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课堂上，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有很多。知名教授没有一点架子，每次给大学部（本科生）的学生上课总是保质保量，还给同学讲许多笑话；教师节和老师生日时，同学会利用课间时间在黑板上画上可爱的漫画，甚至给老师起好玩的外号，以祝福老师；老师也总是彬彬有礼，乐意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 两岸的研究教学方式有许多不同点，就台大法律学院来说，老师们同步开设一门课程，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老师和授课方式，讲课形式和考试方式也由各任课教师自由确定；研究任务没有我们大陆重，他们更重视具备个人特色的体系的形成，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人员大多会多种语言，因此译著并不多，国外第一手资料成为研究的主流资源。 在我要离开台大时，令人尊敬的黄荣坚教授专门请我吃了饭。从专业问题到生活规划、从社会现象到思维方式，黄老师带给我了很多未曾有过的思考。到最后，他还主张我到德国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与众不同的欧式思维。简单说，当我们把世界想当然的分为东方和西方，当我们把刑法学体系简单看作中国体系和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体系时，我们就会自然忽视体系内部的差异，以为世界就是二元对立，而没有广大的中间地带。其实，德国与日本、德国思维与美国思维又有很大不同，笼统的排斥或引进都是错误的。走进另一种生活，我逐渐明白，在不同的世界，完全可以有另一套思维方式存在，而这套方式可能你未曾想到，但却运行正常，你的伙伴们都在用它来思考问题、看待世界。当我们想当然地排斥掉一些东西时，世界的多彩就也被我们自己遮蔽掉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