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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南京《朝报》“每日谈话”专栏发表署名“沽”（作者赵超构）的短文《从秦桧说起》，为吕著被禁喊冤。南京《救国日报》总编辑龚德柏看到后，火冒三丈，在报上以初号大字“真凭实据，证明吕思勉为汉奸”为标题，痛斥吕思勉犯下刑法“外患罪”。 龚早年留日，爱国心强烈，向来反日，“言论激烈，为一时之冠，因此有被捕六次之历史。”他的社论经常是通篇谩骂，褒之者谓为笔锋锐利，贬之者谓为哗众取宠，人送绰号“龚大炮”。 按民国《刑法典》，外患罪最高要判死刑。以刑法论处学术，何其不公?赵超构深感：“此种奸伪言论之制造者，但图一己之行文快意，不惜陷他人于汉奸至恶之名……戕害他人之名誉犹不足，且进而欲毁其生命。吾今词而辟之，肃清此种言论界之败类，为整个社会人士，争取生命与名誉之保障。” 年轻气盛的他拍案而起，发表《辟某报汉奸论》，“我的立场，吕思勉是否汉奸，某报才真是秦桧的知己，结论”小标题中浓烈的火药味扑面而来。再以一个整版刊载“用真凭实据证明龚德柏诬陷吕思勉！”其下还有两行大字：“奇蠢极恶之栽赃手段！”“民国二十四年言论界之大笑话！”赵嘲笑“自比岳飞！你也配！”数日后，《朝报》再以一个整版刊文，标题是“龚德柏之真凭实据原来只有天晓得”。 笔墨官司空前激烈，全国舆论高度关注。外人推测吕思勉之用心，常有泼妇骂街之语夹杂其间，真是热闹非凡。 3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精忠的岳武穆，遗臭万年的秦桧，一为举世所敬仰崇拜，一为万古所唾弃诟骂，不但史乘斑斑可考，即松木参天的西湖岳坟，凌云浩气，忠义昭然，瞻仰徘徊，谁不肃然起敬。可是，也颇有矫奇立异之说，并以著述见行于世者。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即系因其第三编近古史下，持论大反常理，诋毁岳飞为军阀，推崇秦桧为爱国大政治家。” 4月15日上海《立报》刊出评论文章《大学程度的时局观》，文中写道：“胡（适）先生当时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痛骂岳飞是军阀，而高赞秦桧是一个有眼光有手腕的政治家，想为‘今之秦桧’张目”……后来胡先生的高见，编入一本什么《白话中国史》里去，由某大书馆，代为出版。不幸得很，这部书毕竟是被查禁了！” 吕思勉的学生曹聚仁撰文驳斥：“《白话中国史》出版于民国十二年，胡适的文章，刊于民国二十一年的《独立评论》，说该书作者把胡适的意见编入，未免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法庭判决不起诉 5月龚德柏一纸诉状，以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宋金和战一节的议论失当，危害民国，将犯有《刑法》“外患罪”和违反《出版法》的商务印书馆、吕思勉、《朝报》经理王公弢、主笔赵超构，统统告上江苏上海地方法院。 同月12日，吕思勉与商务印书馆代表人李伯嘉、律师徐百齐至南京，13日午后至法庭应诉。20日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宣布判决： “吕思勉所著《自修适用本国史》不依据确定正史推崇岳飞等，乃称根据《宋史》本纪、《金史》、《文献通考》、赵翼《廿二史札记》以褒秦桧而贬岳飞等，其持论固属不当，无怪人多指摘。但在民国十二年初版及十五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各续版皆然，有初版及各续版书可证其间未曾修改，其就古人之臧否加以评论与以现代事实推想古代事实之说，虽未适当，要皆在我国东北之地未失以前，与现在情形不同，自非别有作用，既系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吕思勉无通谋外国，危害民国独立与领土完整之事实，故不构成外患罪。” 判决承认：“以法律言……不构成《出版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之罪。商务印书馆印刷人发行人李伯嘉自亦同无犯行可言……王公弢、赵超构见南京市政府禁止该书，即于《朝报》发表《从秦桧说起》一文，为吕思勉辩者，亦不过系私人之见解，谓盖棺定论之难，岳飞、秦桧等之毁誉难定，并有同时誉此人同时毁此人者，有意弄文，非藉抗令，均不成立违反《出版法》第十九条罪刑，应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款为不起诉处分。” 龚德柏不服，向江苏高等法院申请再议。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胡诒谷签署《再议处分书》，称“声请再议于法不合，应予驳回”。 “总而言之，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卸下官司，吕思勉夫子自道。 他强调：“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莽、操，在古代，却只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最是史家不自由 抗战爆发，身在沦陷区的吕思勉，下决心一不出任伪职，二不使用伪币，教学收入均折成大米。常州街上有日本兵站岗，往来行人需脱帽致敬，他发誓国土不光复不再带帽。日本投降，吕思勉特意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说这是明太祖平定胡尘后制定的，他“戴之昂然归故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