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昭和時期的思想與立憲體制
来源：平民法理（周永坤） 作者：平民法理（周永坤）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23
摘要：戰前昭和時期的思想與立憲體制 山梨大學教育學院 副教授 森元 拓(著)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博士研究生 黃 崇銘(譯) 【薦按 森元 拓教授是我前不久訪日時認識的新朋友，森元教授待人謙恭、誠懇、熱情，曾多次獨遊中國各地，對中國充滿友好情愫。森元教授側重研
|
戰前昭和時期的思想與立憲體制 山梨大學教育學院 副教授 森元 拓(著)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博士研究生 黃 崇銘(譯) 【薦按 森元 拓教授是我前不久訪日時認識的新朋友，森元教授待人謙恭、誠懇、熱情，曾多次獨遊中國各地，對中國充滿友好情愫。森元教授側重研究日本憲法史，本文是森元教授本月访问台北时的演讲，文章對戰前昭和時期的思想與立憲體制的研究視角獨特，所抽象出來的概念令人耳目一新。今承蒙森元教授惠赐，并征得译者同意，在此推薦給朋友。】 緒論 最近這幾年，檢討戰前日本，特別是戰前昭和時期的活動興盛了起來。雖然說「再檢討」，但這也不是所謂支持「歷史修正主義」(主張「沒有南京大屠殺」)[1]。反倒是，學者再檢討平靜歷史的成果。進行「再檢討」工作，我有兩項理由。第一，基於至今研究的粗淺吧[2]。 第二個理由是，基於政治上，更加現實且強烈的危機意識。最近這幾年的日本，可以見到急速保守化的傾向。例如，2012年所顯示的，依據執政黨─自民黨提出的日本國憲法修正草案，無視於近代立憲主義原則，大幅地限制了對於基本人權的尊重，其反近代的、保守的性格，引起討論[3]。如此，在最近這幾年日本的保守化中，可以看見對於明治憲法體制的懷舊與恢復的傾向[4]。即是對於所謂明治憲法體制的復古主義傾向。這樣政治傾向的對錯在此暫先不論。問題是，這樣的政治傾向，往往是基於不夠充分的(或是錯誤的)歷史認識所被推行的。 因此，現在正應該從冷靜的觀點檢討過去，所謂這樣的時機正在形成。在此，於本報告，立足於這般動向，想要概覽戰前昭和時期的思想與立憲體制的特徵。 昭和的法思想特徵(1)「歐化」與「國粹」 昭和思想的第一個特徵是，外來思想與傳統思想間關係的逆轉。日本的思想如何應對外來思想，永遠是重要的課題。是如對於在古代，從中國來的律令制度與佛教思想，以及在近世的儒教思想，採取積極地接納的形式嗎？或者，如鎖國時代的西洋思想，採取拒絕的形式，即使有所謂這樣的差異，日本經常面對外來思想。 這在明治以後也是同樣的。日本在「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的名義下，積極地吸納西洋思想。如此，以所謂積極地接納西洋思想，推動日本西洋化近代化的活動為「歐化」。歐化主義重視自由、民主主義的要素，以使立憲主義、自由主義等西洋立憲主義思想於日本扎根為目的。與歐化思想相反，禁止過度地西洋化、近代化，重視作為日本「良好的古老傳統」的原有傳統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此即是「國粹」。國粹主義強調(雖然有各式各樣的變化)天皇的神性、絕對性，強調日本思想的、文化的獨自性與優位性。積極地導入外來思想的「歐化」與強調原有思想傳統與意義的「國粹」，在日本矛盾地存在，並自古代對立起來(在近代以前，並非「歐化」，正確地應是所謂的「漢化」「儒化」)。永遠處於地理的、文化的邊陲，面對更先進的文化與法、制度，這是被賦予這樣的命運的日本的宿命吧[5]。 (2)從「歐化」到「國粹」 明治以後的日本，一貫地以歐化思想為優勢。明治時期的「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確實是竭盡全國的歐化計畫項目。而且，歐化思想優勢的傾向，在大正民主迎來了最高點。此時期，歐化思想壓倒了國粹思想。 然而，進入昭和時期，這樣的歐化思想優勢發生了變調。世界恐慌與國際合作體制的動搖等，不僅是日本，在全世界政治經濟上的矛盾浮上了檯面。這是西洋帝國主義體制的極限，也是「西洋之物」、「近代之物」的極限。面對這樣的危機，為了克服「西洋之物」、「近代之物」的極限，國粹思想再次受到注目。包括：擁有千年以上源遠流長的歷史與傳統的日本，不實現獨自地開展自我文化、思想嗎？具有如此日本獨特的文化、思想，不能成為內外危機的處方箋嗎？這樣的發想，以所謂「國體明徵」或「國體的精華」的形式具體化，並成為鼓動政治的原動力。若簡要地說，以象徵日本傳統與天皇神聖性的「國體」為武器，國粹思想開始反擊。 戰前的昭和，國粹思想顛覆了歐化思想至今的優勢，確立了時代的主導權。具體地說，即是顛覆歐化思想優勢，確立國粹思想優勢的天皇機關說事件。天皇機關說事件以後至敗戰之間，是國粹思想比起歐化思想更立於優勢地位的時代。 1945年8月敗戰，也意味著國粹思想的敗戰。至今在全盛時期的「國粹」，在敗戰的同時，一百八十度地轉向(至今持續著)「歐化」(更正確地說是「美化」)。 從個人商店般的國家到官僚制的大企業國家個人商店般的國家 昭和思想的第二個特徵是，國家統治機構從個人商店般的國家，質變為官僚主義的大企業國家。在此，帝國憲法統治機構的巧妙，更具體地，想聚焦在─統治系統元老與內大臣等調整者的角色。 第一，帝國憲法的統治機構是極度分權的。帝國憲法是將所有權限集中在天皇之下的國家體制。這意味著若天皇不出面統治，國家機關各部門能夠確保極度自律的權限與行動力。同時，在這樣的統治系統下，調整、匯集自律活動的各個國家機關，代替天皇，實務性地統一國家意思的人，則有必要。而這不過是非憲法機關的元老、內大臣等。他們在代替天皇，擔任實際地調整、匯集的角色，可說是天皇代位主體。 第二，帝國憲法(特別是統治機構)，採用所謂僅制定大致的原則與方針，細節則以法律、勅令等訂定的大綱主義。這樣的大綱主義，一方面有未明示各部門權限與行使程序的缺點，但可以彈性應對各種政治情況。因此，為了如此地彈性應對，必然地，憲法解釋擔負起重要的角色。擔負此一解釋作業角色的核心，則是元老。若這樣思考，(雖然實際是井上義書寫)伊藤執筆、公開發行，作為明治憲法公定解釋書的「憲法義解」，就可理解其意義與重要性。 綜上，明治時期的日本國家是，以作為明治維新功臣的元老、內大臣等之權威為背景，時明時暗地作為政策推進員、調整員而活躍的體制。為了此般個人權威者非制度性地(在未具有明確地法的權限的意義上)作為推進員、調整員的機能，統治階層(所謂維新的經驗與籓閥) 存在著共通的政治文化，而且統治階層為小集團，是有必要的。在此意義上，明治、大政時期的日本國家，是具有個人商店般性格的國家，在其中，元老、內大臣等是在個人商店中，作為店長般必要而不可欠缺的存在。 邁向大企業的國家 在進入到昭和，具有這樣個人商店性格的日本統治機構，在質與量上面都有了變化。日本在確立作為近代國家的過程中，出身背景多元的人才進入統治階層。在所謂基於維新共通經驗的連帶感與籓閥相對封閉上，共有可能的政治文化不存在，政治統治階層的同質性減少。準此，在進入昭和，足為明治維新功勞者的元老，物理性地逝去，在接近統治機構頂點的位置，能夠調整全體的人(作為天皇代位主體)不存在。在量上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勉勉強強地加入了大國當中的日本國家機構，由於殖民地增加而擴大領域，對於福祉國家、行政國家的要求而擴大行政機構，急速地肥大。其中，在超越以前這般元老個人的調整、統制之處，作為體制的國家機構進行自律化。一言以蔽之，日本的國家機構，從店長當家的「個人商店國家」，向官僚制的「大企業國家」成長發展。 然而，以「個人商店般的國家」為前提的帝國憲法體制，並不能適切地應對「大企業國家」的狀況。這是因為基於大綱主義的憲法，以作為天皇代理的店長，以專門技術經營個人商店般的國家為前提。舉例來說，對於內閣總理大臣的任命方法與內閣責任，憲法僅大綱性地規定，招來短命政權化，透過閣內不一致而賦予軍部實質的否決權。再者，軍政權、統帥權範圍的曖昧不明，成為產生統帥權干預問題的政治問題成因。總之，憲法雖然不能應對「大企業般的國家」，導致戰前昭和時期政治的行蹤不定，因而允許軍國主義的抬頭，也可以說是敗戰的因素之一[6]。 結論 綜上，嘗試了戰前昭和時期的結構性分析。這樣歷史性的檢討工作，事實上，敗戰後(1945年8月以後)的歷史研究方面，領先一步。2013年出版的白井聰的「永續敗戰論─戰後的日本核心」(太田出版)，帶給日本言論界不少的衝擊。白井追溯敗戰前後，分析日本政治狀況，在日美安保體制下，暴露了日美、日中、日韓等戰後日本對外關係的欺瞞性，促使了對外現狀的再思考與日本對外關係的再建構。包含我的研究，戰前昭和時期再建構的嘗試，也是在白井分析的延長線之上。如在「緒論」所述，當前日本的復古主義傾向，是基於不夠充分的(或是錯誤的)歷史認識而蔓延的。為了不重複戰前昭和時期的軍國主義化、全體主義化，冷靜地分析那時代的觀點，是必要的。戰前昭和時期的研究，基於這樣問題意識，最近幾年，被真正地展開。[1] 歷史修正主義的傾向，在日本也興盛起來。舉例來說，就在最近的傳聞，連鎖飯店APA飯店，在客房裡放置了由元谷外志雄代表執筆，寫下「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的書籍，是個問題。遺憾的是，這樣的傳聞，不勝枚舉。[2] 參閱 米山忠寬《昭和立憲制的重建 1932年~1945年》(千倉書房，2015年)，頁17以下。依據米山，過去昭和戰前時期、戰爭時期的研究可以類型化為①抵抗論、②崩壊論、③逸脱論。再者，作為克服這些過去研究類型的研究，①伊藤隆等的「革新派論」，②山之內靖、雨宮昭一等的「總力戰論」，作為近年來的傾向而受到注目(頁22)。[3] 憲法，作為原本的受領人的權力者，雖然在行使權力方面應被課予憲法遵守義務(日本國憲法第98條)，於自民黨的提案中，對國民課予憲法遵守義務等，是違反近代立憲主義的本質的內容(自民黨案102條)。再者，在所謂基本人權保障的觀點，顯著地倒退。舉例來說，作為基本人權總則規定之一的第12條，依據自民黨案，規定「自覺自由及權利伴隨著責任與義務，不得違反永恆的公益與公的秩序」(自民黨案12條)，明定人權服從「公益及公的秩序」，再者，針對集會、結社、言論自由，規定「進行以侵害公益及公的秩序為目的的活動，以及以此為目的的結社自由，不被承認」(自民黨案21條第2項)。[4] 更激進的言論者，連明治憲法體制也超越，朝向憲法以前的體制的勢力也有。問題是，這般提倡者自身，往往無法理論性地區別明治憲法體制與其以前的體制。 [5] 但是，不論歐化或國粹，僅應該排除反對思想，這樣單純的東西幾乎沒有。歐化思想也經常意識到與日本精神性地、文化性地自律相克、矛盾，國粹思想也不單純的復古主義，應該注意到，在克服、超越西洋之上，以「國粹之物」的實現為目標。因此，歐化或國粹，只不過是相對之物。在被看作是歐化主義者的思想家中，國粹性要素根深蒂固地存在(例如美濃布達吉)。與沒有單純的歐化、國粹思想同樣，單純的歐化主義者、國粹主義者也不存在。在全部的思想家中，存在「歐化性之物」、「國粹性之物」。昭和(特別是戰前昭和)的思想，即使與近代其他時代比較，在各思想家中的「歐化性之物」、「國粹性之物」，是特別激烈紛擾的時代。 [6] 公定化明治時期的日本國家為「個人商店般的國家」，昭和時期的日本國家「大企業般的國家」者為植村和秀《昭和思想》(講談社，2010年)，頁11以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