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提议论及我们刑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许多对被禁行动施加惩罚的法律都考虑个体的精神或动机状态。有些禁令只关注以相关动机来做的行动，如欺骗、贿赂和骚扰。个人若不理解他在做什么，或者不是有意做它，则不可能破坏这种法律。这样的法律就不可能重写，以删除对罪犯的精神或动机状态的参考。其他的禁令则区分了意向类型和缺乏意向的类型。蓄意谋杀的处理不同于偶然的过失杀人。然而，这个区分大略地反映了人们有关个人责任与应得的广泛看法。惩罚的配置并不只是因为产生的伤害，而且还依据个人应得。 我们正考虑的提议会消除这种区别。它将以“严格责任”的体系取代更为常见的刑法。在许多法律之下，某种条件要么完全“免除”刑事责任，要么减轻这种责任的程度。这种“辩解条件”包括这样的一些条件，如无知、受胁迫和个人的自制力明显受到严重损害。许多人相信，这些情形下限制刑事责任才是公平的，而施加严格责任的法律并不这样做。它们规定禁令来确定那种可惩罚的行动，这些行动的确认不用关注罪犯的精神或动机状态。许多交通规章就是这种类型。当前考虑的这种提议是尽可能地扩展严格责任的范围。它将删除对辩解的法律承认，目的在于防止伤害行为的再次发生。这种提议不加区别地定罪下面的人，谋杀者、自卫杀人者、轧死跑在车前的人的卡车司机，因暂时或永久不能控制其身体运动而造成他人死亡的人。定罪之后，164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伤害行动，心理调查将寻求决定如何处理每个个体。 这种提议面临重大困难。如我们已注意到的，有些罪行不可能不参考意图与动机而确定。我们应该喜欢体系消除如谋杀者、过失杀人者和事故这类区分，这是可疑的。刑事惩罚与憎恶相伴而行，这很有可能加强刑事禁令的威慑效果。定罪不仅仅是对行为的描述，还是对行为的谴责。如果我们能捍卫个人是“罪有应得”这一判断，则刑事定罪的谴责功能以及体现法律中对辩解的承认，很可能同样是出于正义之要求而得到捍卫。如果严格责任体系消除定罪的谴责功能，那么我们既会失去与之相关的威慑效果，还会失去可辩护法律之下定罪的象征意义。然而，严格责任体系若要保持定罪的谴责功能，就会不公正地谴责那些不应受责备之人。这看来会与重要的道德区分相冲突，从而会破坏它。 边沁实际上主张，严格责任体系不可能基于效用主义的根据而得到辩护。他相信，有用的体系会纳入一般承认的辩解条件，尊重这种道德区分，因为这种情形下的惩罚威胁不可能阻止人们去做被禁行动。那么，惩罚将只有成本而无法获得任何收益。例如，个人若不能意识到在做什么，或不能控制其身体运动，就不可能被惩罚的威胁所阻止，惩罚她就是适得其反的。 但是，边沁的论证是无效的。效用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在决策的立法阶段，施加严格责任的法律是否比纳入辩解条件的法律产生更多的利益。边沁的回答忽略了165严格责任的某些威慑效果。一旦允许辩解条件去阻止定罪或减低惩罚，定罪就将更加困难，如果定了罪，惩罚也会比本来的那种要轻。它若只影响辩解条件所意图的受益者时，这是可欲的，但是其他人也会受益。辩解条件降低了附于被禁行动的风险，要么降低定罪的概率，要么降低可能的惩罚。那些想这样行动的人就有动机去计算，受指控时声称自己满足辩解条件而避免惩罚或最小化惩罚的机会。假主张也有机会成功，威慑效果由此有可能因法律接受辩解条件而降低。这样一来，按照效用主义理由，只要阻止这种行动减少的伤害，比那些无法控制所做事情之人因此所受的伤害要多，严格责任就将得到辩护。 这类情形之下的效用主义计算会产生何种结果，一致的效用主义者是谴责还是宽恕严格责任，这是不清楚的。有讽刺意义的是，结果边沁也许是对的，因为严格责任法律引致的伤害比收益可能要多。但是这不会说服这样的批评者，他们认为辩解条件必须得到刑法的尊重，因为这是正义问题，而不能视“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而定。他们极力主张，满足辩解条件的人比不满足者要受的责备更少，应得较少的惩罚或者根本不应受惩罚。 由此就法律辩解而言，效用主义的批评者作出下述复杂的指控。如果严格责任因为其有用而得到宽恕，那么，那些无可责备而不应受惩罚之人，还是会被惩罚；或者得到的惩罚比其应得的严重得多。严格责任即使基于效用主义而被拒绝，也是因为错误理由而受到谴责。如果这是正确的，166那么惩罚的效用主义理论就有根本缺陷。它也许赋予如何调整刑法以部分道理，但不可能是全部道理。因为在那种情形中，非效用主义的应得原则在决定惩罚时要发挥恰当的作用。 执行阶段出现的问题也有点类似。为了增强威慑效果，惩罚某人可能有用。通常严厉且“杀鸡儆猴”的惩罚是恰当的例子。但这些涉及到的好歹还被认为是罪犯，而当某人被认为无辜但还是被挑出来受惩罚时，引起的问题就更令人震惊。例如，有人认为，当种族即将暴发暴动，只有对种族间的犯罪行为作出快速反应才能防止暴乱，效用主义检察官此时为防止更大的伤害，打算陷害无辜者。批评者强调，效用主义在这种情形中会宽恕对无辜者的惩罚，而不惩罚无辜者也是出于错误的理由。不仅如此，这种情形中受惩罚的个人不仅是道德上无辜的，甚至都没有违法犯罪。 有人为回应这种论证提出，官员在效用主义制度之下不会这样去做，因为其没有自由去计算行动后果，而是要求遵从规则。采用惩罚体系就使个人承诺，要遵守基于过去的作为而作出惩罚这一规则。其替代体系是，陷害无辜者若能获利更大，就允许官员可自由裁量权这样做。但是有人主张，采用这种体系将损害福利，因为它使得所有人都受制于官员的这种行动，这会相应地减低我们的安全感，减低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