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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客观价值说，虽然看起来很科学，很体系，很理论，遗憾的是，这种理论无疑是自掘审判独立的坟墓，自毁法律的武功。对此，周赟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立法者的法律是完美的，当它被用来解决一个个的具体案件时，仍不可避免地需要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即使在立法者看来，制定法是完美的，那也是立法者的一厢情愿，在裁判者眼中还是千疮百孔，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吴经熊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揭示：抽象的法律在真实的世界中并不存在，在真实的世界中存在的只是个别特殊的法律；抽象地谈论“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无时间、无效力范围和无事实争点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问题常常是“什么是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关于此一案情或彼一案情的法律”，“法律与事实共存亡，法律并非产生于事实发生之前。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诚属荒谬”。 二、价值主观说——才是审判独立的本因 （一）人生观是科学理性的吗？反思科玄论战 如果人生观是科学的，为了科学人生而展开的法律活动，当然也是科学理性的。问题是，人生是科学的吗？随着社会经济领域的蓬勃发展，功利主义高歌猛进，经济评价似乎是人生的科学理性评价。但是，笃信佛教的人士却认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教经典《金刚经》此语，强调物质世界如梦幻泡影一样，都是虚幻的，不值得追求的。真正值得追求的是无为法，“识本心，见本性”。六祖慧能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十分生动揭示了佛教对物质经济的无视，不执着。金钱可以买下一个国家，但是买不到徐志摩“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的灵感；物质可以转眼之间废坏，而“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诗句则可永存。为此，多数哲学家选择安贫乐道，不追求也不积累钱财。因为他们认为，钱财所能带来的快乐是十分有限的。迪欧根尼说：一无所需是神的特权，所需甚少是类神之人的特权。这可以说是哲学家共同信念。有一些哲学家出身富贵，为了精神的自由而主动放弃财产，比如古代的阿纳克萨戈拉和现代的维特根斯坦。20世纪80年代，美国信教的人数激增，宗教大有复兴之势，也充分说明现代人们对形而上的精神渴望越来越强。 现实告诉我们，形而上的精神信仰是多元的，人生观也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个性生活，那么人生还是科学的吗？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切科学问题都可能得到解答，但人生之没有解答却依然如故。人生观没有唯一的科学理性的标准，法律还会有唯一的答案吗？ （二）让案例说话 一旦笔者以陪审团为例来说明法律价值的主观性，反对者就以英美法系的特殊性为由进行反驳。现在，笔者就以大陆法系的代表，德国法院审判实践为例来说明问题。 德国以法律体系的缜密性和高度专业化而著称，按理说，非法律专业人士不得染指审判工作。但是在德国，法院并不纯粹由专业法官审理案件。德国的参审法庭，是由2名参审员与1名或3名职业法官组成，共同审理刑事、商事、行政等案件。参审员与职业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有相同的权限。 德国学者克利斯多夫·任宁（Christoph Renning）曾列举过两个亲身经历的案件：在第一起刑事案件中，参审员多数同意作出无罪判决，而职业法官却持不同意见。但依表决规则，案件最终应作出无罪判决。于是，职业法官在宣布无罪判决时“脸色阴郁”、“反常地给出了极短的判决理由”。在第二起刑事案件中，一名犯罪记录累累的男性被告人被控涉及一起入室行窃案件。在表决中，参审员一致认为应适用带缓刑的监禁刑，而职业法官则希望被告人入监。但最终的表决结果却为被告人被判处附带缓刑的监禁刑。 既然法律是高度专业化的，是科学理性的，为什么让没有经过法律体系化训练的民众决定案件的走向，判定被告人的命运。这不禁让人纳闷：法律仅仅是科学理性的吗？法律价值是客观的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实，这一问题的答案，我国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已经给出完美的答案：心外无理。心外无理决定了法律的价值是主观的，在俗世层面，法律真理是相对的，没有超越时空的客观标准。 （三）心学——主观价值说的代表学说 坚持理在心外的儒家理学，一直是我国主流思想，但是由于理学无法彻底解释伦理道德的根据，于是心学逐渐壮大成熟。“鹅湖之辩”是理学和心学代表人物在我国思想史上堪称典范的一次学术论辩。心学一系，经过孟子、程颢、陆九渊、陈白沙的逐步发展，到了王阳明那里，已经成熟了。王阳明先生虽然和陆九渊都强调“心即理”，但是与陆九渊的主张已经大为不同，陆先生认为天理具有客观性，而王阳明却认为“心外无理”，理不是外在的、客观的，而是来自评价者之心，是主观的。《传习录》记载：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去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 父亲身上没有孝道之理，皇帝的身上也没有忠君之理。孝、忠纯属由心而发，价值自赋。这两句话，集中体现了“心外无理”。一般认为，心学中的“理”系就道德伦理及社会行为规范而言；否则的话，心外无理就不符合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 在王阳明看来，“理”是充满主观性的，没有纯粹客观的。 既然“心外无理”，那么我们必须追问，为何心中有“理”可寻？阳明说：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心自然会知，阳明心学充满了直觉。正如山索姆（G.B.Sansom）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