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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触碰香港法制史话题，亦是因缘数年前之拜访张老，先生知我当时在做澳门法制史研究，有意拓展中国法制史教程体例，便一面勉励我将这块沃土继续深耕细作，一面也期待我趁地利之便，不妨试试香港法制史领域，并曾提及早期指导过一名弟子，惜乎后来辗转而无下文。当时既得先生勉励，我便逐渐兴趣旁溢，在“本行”之外不时折腾，有意无意另窥堂奥。再后来因缘际会，得获刘蜀永教授与陈弘毅教授之特别关照，又有马小红教授与芮素平先生之特别帮助，于是一步步走到如今，还将一步步继续前行。 如果说缘分，这就是缘分：张老所谈昔日弟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张老所盼香港法史，迭经辗转，如今续接。我们原本各不相干，居然由此形成交集，且将继续在此领域往来。既然如此，我正有心施展“抱负”，近五年间另辟学术疆土，自然不肯放弃这等学习机会，尤其期待他将来退休，能有闲暇重返学界，便自告奋勇提出译介其书，以便配合他重启学者生涯。一番思忖之后，他欣然应允，不过，译介之事又有障碍：原来当时并未普及电脑，博士论文既无副本存留，亦未公开出版，只能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内寻访复制。至于有谁在此，愿否代劳，由于一直未有合适的朋友，此事遂又搁置，转眼一别至今。 所以，当我收到克新博士远在剑桥的微信问候时，我立刻看到了明媚的曙光；当我看到克新博士欣然应允的微信回复时，我更加感到了缘分的珍贵。下一步怎么走，我们都在规划。挑战会有，曲折会有，但前景一定会有，希望也一定会有。 如是我存，立此为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