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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学教育所重视的亦是法律制定仿抄法律之来源国的法学，依然很少考虑各国法律与各国社会人情事理之间的关联，至于中国社会的法律与人情事理的关联，则更少得到注意。虽然偶有学者强调法官应依据常情、常理而司法，但常情、常理是什么，却因缺乏足够的研究而难以明晰。由这样的法学教育培育出来的法官更难明白什么是中国社会之常情、常理，即便他们想据常情、常理而司法，也会因不知何为常情、常理而难以措手。 法律需要本于常情、常理，执法司法需要本于常情、常理。为达此种目的，必须（1）本于常情、常理而立法成律，而不能不顾常情、常理而抄人法律；（2）择懂得常情、常理，且明白法律本于常情、常理者执司法律，即研习法律以备任执法官、司法官者先需了解并明白人间之常情、常理。法律不依据常情、常理而制定，法学教育既不能教育培养法官之常情、常理意识，更不能告诉学法者何为常情、何是常理，执法司法欲求符合常情、常理，何其难哉！ 人情事理要成为常情常理，关键在一常字。常者长也，时日久长，情理不变，方成为常情常理；时日久长，法律不变，方可称为常法。百年来，中国社会时世万变，政局万变，人情万变，事理万变，法律万变。如此无常，又岂能复育出常情常理？又岂能建构出常法？愿此后的中国社会不要三五年即变一顿口号，三五年即改一次章法，愿政局长稳，法律常稳，或者可以由政局长久不变，法律长久不变，而复育出社会之恒常的人情事理。 缘常情常理而生常法，本为正途，但百年中国，无常已久，由常法而育常情常理，虽属权变，或许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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