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错杀远比杀后平反更重要_陆欣律师

防止错杀远比杀后平反更重要
                    周铭川/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刑法学讲师
近日，一起21年前死刑错案的平反，引发个别法学界人士和媒体的欢呼赞誉。然而，冷静思考不难发现，这种为死者平反的活动虽然意义重大，但是，毕竟人死不能复生，而死刑错案在客观上又难以避免，因此，设法防止今后的错杀案例，其意义将远远大于为死者平反。
古今中外，无论法治程度如何，刑事错案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
研究表明，美国每年真实的错判人数大约在5000至10000人之间，被错判监禁的人数在2000至4000人之间。美国犯罪学家萨缪尔·格罗斯（Samuel R.Gross）筛选出来的全美328宗著名错罪案件表明，自1989年以来的15年间，美国的错案比例急剧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每年12件，上升到2000年以后平均每年43件。
最受公众关注的死刑错案统计，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有学者对美国1973年至1995年的4578宗死刑上诉案例进行了统计，发现有7%的犯罪人属于严重错误引发的无罪错案。有学者对美国1982年至1989年的强奸和杀人死刑案件进行分析，发现至少有3.3%的人属于无罪错案，该学者预测真实比例应为5%。还有学者研究发现，美国自1973年以来，大约有2.3%的死刑被告人是被错误定罪的，这些人本来应当是无罪。甚至有研究发现，由陪审团定罪的错案率竟然高达10%！
英国的错案情况丝毫不逊于美国。据学者研究，英国在1988年至1999年的11年间，被上诉法院刑庭撤销的案件共计8470例，平均每年达770例；英国刑事案例评估委员会曾经评估了1997年到2000年的2381宗案件，其中38%的案件被改判无罪。
20世纪中期三个已处决“罪犯”的平反，曾引发英国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并推动英国加快了死刑废除的步伐。在蒂莫西·伊文思（Timothy Evans）案中，主人公是一名智商低下的男子，他因为1949年向警察承认谋杀了妻子和女儿，而于1950年被处决，但是三年之后，真凶落网。1966年，伊文思终于在死后16年获得了平反。在1952年的德雷克·宾利（Derek Bentley）案中，智力只相当于11岁儿童的19岁主人公因与一名16岁同案人在共同盗窃过程中枪杀了一名警察，而于1953年被处决。但随后发现的证据表明宾利在枪击发生之前15分钟已经被警方拘捕。该案引发了英国公众的广泛同情，宾利终于在45年之后的1998年获得平反。在露丝·埃利斯（Ruth Ellis）案中，女主人公因被指控枪杀了对她不忠的情人而于1955年被判死刑，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绞死的妇女，时年28岁。但事后新发现的证据表明，其死刑裁判认定事实错误。
在一向以司法公正相标榜的加拿大，其刑事错案也屡见不鲜。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里，加拿大约有40到75宗刑事错案被改判无罪，但每年大概有450宗错案；2002年到2006年间，加拿大有114名罪犯向司法部申请定罪审查，在22个完成调查的申请中，共有7宗无罪和4宗重新审理或上诉的案例。
在日本，近年来由于公诉和警察系统采取更长的拘押措施，引发大量无罪的人做有罪供诉，致日本最近几年刑事错案率大幅上升，时常出现被改判无罪的案件。例如，一名叫菅家利的司机因涉嫌于1990年杀害一名幼女，而于1992年被判处终身监禁。2009年真凶出现后，他被改判无罪。
以色列已出现大量针对恐怖犯罪活动的刑事错案。法国、德国、北爱尔兰等国家的刑事无罪错案也屡屡出现，例如，法国上诉法庭2005年推翻了2000年对6位恋童癖的有罪判决。
在“预防公正”数据库网站（forejustice.org）收录的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的3650宗刑事错案中，有573名无罪的人被错判死刑，死刑错判率占全部错案的15.7%；728名无罪的人被错判无期徒刑；1486名被判故意杀人罪的人被监禁平均超过9年；525名被判强奸罪的人被监禁平均达10年以上；161人在死后被法庭改判无罪或恩赦，占比4.4%。数据显示，自1901至2012年，美国共计2112人，英国共计503人，澳大利亚共计108人被错误定罪。即使是最后30年，情况也不容乐观，如美国1981年后每年仍有40.6人被错误定罪，英国1981年后每年仍有8.8人被错误定罪。
以上研究数据足以证明，刑事错案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事实也逐渐为我国专家学者和实务部门认识到。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沈德咏2013年5月指出，要想100%杜绝冤假错案是不可能的，即便在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冤假错案也普遍存在，例如，美国1989年“中央公园慢跑者”强奸案凶犯于2002年被判处无罪，澳大利亚1981年的“暗夜哭声案”杀人犯在遭监禁31年后于2012年被改判无罪。诉讼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也形象地指出，冤假错案是古今中外刑事司法领域难以驱散的幽灵，错判的发生具有普遍性和蛰伏性。
由于人命关天，防止即将被冤杀的人被错误地执行死刑，其意义无可估量。而在冰冷的数据对比面前，为已经被冤杀的个别人平反，意义已经非常有限。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发现还有哪些死刑错案，尽量防止无辜的人再被冤杀。
刑事错案发生的原因，既有人类认识能力有限的因素，也有诸多人为因素。由于刑事判案是根据现有证据去推测过去发生的事实，加之侦查能力有限，因此法律真实与事实真实之间必然存在或大或小的空隙，而公检法破案结案的压力、审判过程中的歧视、众多案外因素的干扰、目击证人的记忆错误、警察和公诉人的职业不道德、法医科学的发展水平、刑讯逼供等等，均可促成错案的形成。
既然错案的发生不可避免，我们就应正视现实，加强对错案发生原因的研究，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对策。近年来，美国通过对错案发生原因的具体梳理，在立法、司法以及理论研究中都做了改革完善和技术创新，如在立法上出台了《无辜者保护法案》，在司法上针对不同诉讼阶段产生错案的诱因采取不同应对措施，在理论研究方面建立多元化错案研究委员会，为错案防治提供丰富而全面的理论指引等，其行之有效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错案不可避免地推动它们最终废除了死刑。我国虽然废除死刑的时机尚不成熟，但借鉴国外的做法，加强死刑错案原因研究，对死刑案件建立多重审查机制，延长死刑犯执行死刑前的羁押审查期限，加大惩治司法腐败力度，建立科学合理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事前控制与事后救济的双管齐下，牢固树立少杀、慎杀的理念，对可判可不判处死刑的案件一律不判处死刑等，将有利于减少死刑错案的发生。
由于死刑错案难以避免而人的生命无价，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审核制度，找出现有死刑案件中的冤假错案，防止冤杀错杀，应当是死刑复核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现代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推动最高法院更加慎重地对待死刑复核和核准，让相关当事人清醒地认识到“错案肯定会有”而且“比例不低”，从而更加耐心细致、高度认真负责地完成死刑复核及核准工作，将是学者们的重要担当。
呼吁阻止众多生者被冤杀，其意义永远大于呼吁为个别死者平反，当然，这更需要学者们的勇气和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