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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个人得失作祟。我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假定，即当年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制造聂树斌冤案的人都不是故意冤枉好人和滥杀无辜。换言之，当年参与办案或决策的警官、检察官、法官等既没有徇私枉法，也没有贪赃枉法，而是由于认识错误或行为过错而导致了冤案的发生。但是在纠错过程中，他们中的某些人却成为了复查和改判的阻力，或明或暗地阻挠聂树斌的平反昭雪。这也不难理解，承认错判就很可能使他们丧失许多既得利益，甚至会牵带出更为严重的后果。众所周知，趋利避害是人的基本行为模式，否认甚至掩盖自己的过错是人的一种本能，而勇于认错并担责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准则。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人们面对自己过错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勇于认错，积极纠错；有些人不敢认错，推脱责任；还有些人死不认错，拼命掩盖。当后一种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时候，错案的复查和改判就会困难重重。 第二是小群利益驱动。所谓“小群利益”，即小群体成员共同享有的利益，是与社会、国家等“大家利益”相对而言的，譬如单位利益和部门利益。小群利益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与个人利益距离最近的群体利益。与国家或社会利益相比，小群利益是实实在在的，是群体成员容易获得并享受的。于是，单位、部门、小团伙、小集体的利益就攀升至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上。而且，追逐小群利益并不像追逐个人利益那样容易遭受内我与外我的谴责，行为的逆向压力不大。一方面，小群成员共同获益；另一方面，小群成员共同担责。于是，人们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堂而皇之地为了小群利益而损害国家或社会的大家利益。有些人为了小群利益，甚至去违犯党纪国法，而且这样的行为还会在小群内被视为“善行”或“义举”。因此，一些错判的复查和纠正就会遭遇相当强大的群体性阻力，甚至使错判的复查成为了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抗争！ 第三是渎职行为泛滥。在当下中国，渎职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行为模式。应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或者说，有利益的事情就滥用职权，没有利益的事情就玩忽职守。在一些错案的复查和纠正过程中，类似的行为也屡见不鲜。一些本来没有参与错判的人在面对错案申诉或上访时，往往采取不作为的行为模式，或者推诿，或者回避。有些人可能还考虑到利益或关系，不去触碰那些可能得罪人甚至引火烧身的“烫手山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像聂案这样漫长的申诉-复查-改判的过程。 毋庸讳言，聂树斌案的纠错来得太迟，聂树斌案给当事人及其家人造成的伤害太深。但是，该案的纠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司法的进步，尽管这进步显得步履维艰。 聂树斌案已然过去，而且其必将载入史册。如今，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聂案的“后事”，包括国家赔偿、责任追究、以及亡羊补牢式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倘若聂案的再审改判能够进一步提升中国司法的“公开、公平、公正”，倘若聂树斌的一人之冤可以换得多人免受冤狱之灾，那才真算是“把坏事变成好事”，或可安息聂树斌那飘荡于荒郊野岭的冤魂！
聂树斌案大事记： 1994年8月5日，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在郊区路边的玉米地内被人强奸杀害。 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聂树斌死刑，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聂树彬有期徒刑15年。 4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核准死刑判决。 4月27日，年仅21岁的聂树彬被执行死刑。 2005年3月，系列强奸杀人案的被告人王书金供认自己曾经于1994年8月5日在石家庄郊区一路边的玉米地内强奸杀害了一个女青年。他讲述的作案过程和一些细节与康某被强奸杀害案吻合，他也对作案现场进行了指认。 2007年初，王书金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随后，他以公诉方没有指控其强奸杀害康某为由提出上诉。7月，河北省高院二审开庭，但是没有做出判决或裁定。 7月，河北省政法委于成立专案组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但是没有给出正式的结论。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强奸杀人，不断进行申诉。社会各界人士持续关注该案。 2013年6月25日和7月10日，河北省高院在邯郸市中级法院两次开庭审理王书金上诉案。9月27日，河北省高院就王书金案作出二审判决：二审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王书金上诉，王书金犯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书称，该院将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对于王书金主动供述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凶手，二审不予认定。 聂母继续申诉，社会各界人士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就聂案启动再审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