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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大谷实著：《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134页。 这6项决议是这样的：第一，从前各国在立法及裁判上，对于罚金的适用，限于为轻罪之选择的主刑，及为一切事件之选择的附加刑，现在宜在适当方法之下，扩大罚金刑的适用。第二，关于罚金的量定，应就犯人的财产状态如何和其他刑罚量定的理由，合并斟酌。第三，罚金刑的最高额，应较以往立法为高，其最低额，则应极力减少。第四，使用允许分期支付，或与以支付犹豫期间的方法，使罚金刑支付容易，乃立法上急须做到的事情。第五，对于事实上无法缴纳的罚金者，仍应极力避免转换为自由刑。第六，缓刑的原则，对于罚金刑亦应适用。 参见[德]弗兰茨.冯.李斯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33页。 参见周光权著：《法定刑研究——罪刑均衡的建构与实现》，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尽管刑法鼻祖贝卡利亚对财产刑有过严厉的批判，但从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整体来看，其宣扬的刑罚人道主义似乎更加深入人心，或许整个大陆法系国家正是以此为起点重视罚金刑的适用。 参见周光权著：《法定刑研究——罪刑均衡的建构与实现》，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参见李贵方著：《自由刑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7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