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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曹一）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人走出国门的机会越来越多，或留学，或务工，或单纯的旅游，几乎和到邻居家串个门儿那么简单。这在今天看起来很稀松平常的事，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可是相当的不得了，别说是出去旅游，即便是迫不得已出国公干，也会遭遇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比如在晚清时期提倡洋务非常积极的郭嵩焘，其识见高出时人不知凡几，认为“诚见洋祸已成，与中国交接往来亦遂为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人通晓洋务，即可少生一衅端。”而且他还身体力行，接受了出使英国的任务。这个职务，如果是在今天，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大可艳羡的，然而时间倒回1876年时的中国，这个工作则是许多读书人所不屑为的。所以就在郭嵩焘接受使命后，他的老乡、湖南名士王闿运就送了他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焘也因其“事鬼”，即事洋鬼子，而使“湖南人至耻与为伍”，并被“一般守道的文人学士，逼得无路可走”，出使英国归来后他不敢进京，晚年时只能废退家居了。 像郭嵩焘这样的高官，都因其出洋公干而遭此羞辱，一般的士人就更缺乏走出去的勇气了。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敢于“去父母之邦”且“自费”留学，那就非有超凡的胆识不可。而广东新会人伍廷芳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了解近代史的人来说，伍廷芳的名字并不陌生，在武昌起义后作为南北议和中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声名显赫，真正是“天下谁人不识君”呢！不过，对于他1874年自费赴英国学习法律，作为第一个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取得英国大律师资格的中国人的过往，则鲜为人知。而伍廷芳留学的时候，正是郭嵩焘使英期间，许是伍廷芳的民间身份，才没有遭到“事鬼”的讥刺吧。而且他的留洋经历，也使他在急需外交和法律人才的晚清时期如鱼得水，在职场和仕途顺风顺水，颇受重用。他的与法律相关的职业生涯有两项，一是晚清时与沈家本一起出任修订法律大臣，再就是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司法总长，这可算是伍廷芳“学以致用”的两次任职吧。 在出任这两个法律职务时，伍廷芳都曾“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认为的英国法中的优秀成分引入到了中国。比如，在任修订法律大臣期间，伍廷芳与沈家本在1906年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中，引入了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只不过由于张之洞等礼教派的反对，才使该法夭折，也使这些制度胎死腹中。到出任司法总长时，伍廷芳依然念念不忘陪审员这一制度，在“民国司法第一案”即姚荣泽案中，不仅实践了陪审员审判，而且还坚持了司法独立原则，终于使其在英国所学派上了用场。自此，陪审即成为日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可或缺的诉讼制度之一，也成为我国当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滥觞。只是无论是哪个政权之下的陪审制度，都与发源地英国的陪审团审判大异其趣，作为始作俑者的伍廷芳，如果看到各种中国特色化了的陪审制度，该生发南橘北枳的感慨吧。 其实，后人对发生在伍廷芳身上的另一件事也颇感兴趣，那就是大清待他不薄，却为何在辛亥革命后，他就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党人的阵营，而且还代表南方进行和谈。实际上，那时候和他一样“叛清”的大臣还真不少，而愿意殉清的人则屈指可数。关于这一点，伍廷芳在他1915年撰写的《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第一章“论前清不国之原因”中，道出了他的“倒戈”以及他认为的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的缘由。 伍廷芳在文中分析说，中国历代之亡，或者由于人君溺于女色，或败于阉宦，或者丧于权奸，或者迫于外寇，不外乎在上失德和群下弄权。而在光绪、宣统两朝，这些问题都不存在，而满清之所以亡，“盖在不知变通而已”。而不知变通的原因，又在“不知时势变迁，昧于中外情形之故”。几十年来，在外洋入侵，割地赔款，民众多有烦言的情况下，朝廷却仍囿于祖宗之法不能稍变的藩篱，不做改革之努力。光绪帝的变法维新，虽“民心乐从”，却又由于迂腐老臣及太后的阻滞而失败，为时人和后人所痛惜。嗣后执政者虽激于舆论，不得不允行立宪，却“岂知宪法仍是假借名词，不过笼络国人之一面孔，故不待政成，而民心已去，如水赴壑，不可遏抑。”他分析其时的情况，认为当时的执政，非不爱国或不思整顿之人，“无奈庸庸之流最足误国”。像徐桐、刚毅等大臣，平时素以清廉著称，不作恶，不要钱，本清流人物，却生性执拗，只知憎恶外人，而忘谋国之本，徒忌人所长，而又不师其所长，所以无以致富强。与善于学习的日本相比，这可以说是满清败亡的主要原因。对于一个在海外接受教育、担任驻外公使多年的人，他深谙西方政体的优长，而作为一个满清重臣，他对其体制的症结虽了然于胸，却又无从变革。在《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中，伍廷芳接受外媒采访时，就曾谈到过他的这种无奈。他说第一次从美国回来出任修律大臣时，曾热切地希望将陈旧过时的一切彻底清扫，可是过去六七个月后，他的热情就被浇灭了，当他“意识到自己被北京的政治文化氛围毒害已严重落伍时，只得像我的许多同事一样告病还乡”。因此，在满清覆亡之后另谋它途，也算是另一种报国胸臆的发抒吧。 然而，新创建的民国也并未给伍廷芳带来多少欣喜，《共和十年》中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是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且已死去之后进行的，从中我们能够读出一个老“海归”的况味。当记者们问到“政治问题”时，伍廷芳会选择性地“耳聋”，这个可爱的老头，一定是在运用他长期浸淫于外交工作而熟习的外交辞令呢。不过，当谈到当时的北洋政府时，他还是指出了北京不同寻常的东西，它既非宫廷的高墙，也非漫天的灰尘，而是精神上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气息，就像人类身上的气味一样。”作为一个古都的北京，“你肯定会被这个城市无处不在的保守精神所影响，在不知不觉之间，自己就也变得保守起来。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不再灵敏，从而丧失了革新的动力。”不惟如此，连同在北京的外国使团也深受这种气息的影响，“不自觉地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变得保守”。一个中国最资深的“海归”，面对死水一潭的民初政局，其失望和无奈跃然纸上。 一百年过去了，像郭嵩焘、伍廷芳这样有“放洋”经历的人，已经如繁星般数不胜数，而今日的中国则更是今非昔比，当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处处涌动着平和、从容、进取的气息时，它所预示的一定是蓬勃的生机和充满希望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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