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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了社会学范畴的问题 当个人陷入困境的时候，认知能力就会极度下降，关注的面就会迅速缩小，而犯错的概率，选择错误道路的概率，也会大幅度提升。
在这里需要引入一个不得不解释的重要概念——“贫困”。 不少人理所当然地把这个词当作贫穷的同义词，但其实它由两个词构成，贫和困。贫和穷是同义词，就是指“没钱、收入低”，而困指的是“困境、绝境”。 贫穷一定会造成困境吗？ “贫”是物理状态，而“困”是心理状态，心理状态会伴随物理状态，但是物理状态不见得必然会导致心理状态。对于有些人来说“会”，对于有些人来说“不会”，这取决于个体。但是任何个体之间都有着社会共性，在这里，衡量个体间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个人能力（individual capability）。 不少研究者，包括阿玛蒂亚·森、玛莎·纽斯邦、芭芭拉·艾伦瑞克，都论证过一个类似观点：当自身能力被严重限制住的时候，个人就会陷入持久的生活困境，从而无法进入改善自我的良性通道。但对于具体个体而言，个体潜能被限制的情况并不一样，有些是受困于贫穷，有些人受困于无知，有些人则受困于残疾。 森通过比较政治研究发现，当发生同等程度的自然灾害时，专制社会要比民主社会更容易造成大饥荒，因为专制政府禁止人民从事自由的经济活动，以至于人民没机会发挥能力寻找工作养活自己；而艾伦瑞克则通过人类学的方式潜入底层人士的生活，发现当一些人手中穷到一丝存款都没有的时候，再努力工作也无法改善生活境况。
比如，一位佛罗里达的女服务员，因为没有存款作租房押金和预付款，无法以低廉的价格住上长租房，同时又因为没钱买车，只能租住在距离工作场所较近的地方，以至于每个月都要比一般人花更多的钱在租房上——相应地，在食物以及健康上的花销就必须少。结果就是，每个月即便干更多的活也无济于事。其实，限制这位女服务员发挥个人能力的无非就是一千五百美元的“启动资金”。 到这里，我要说的也就很明白了： 市场经济本身都是建立在自由交换的前提上，各种波动都属正常，全球化带来的重新洗牌也就是财富分配格局的变动，但是当经济问题使得一些人陷入困境，比如持续性的失业，且这些陷入困境的人相信自己无路可走或凭借自身能力无法改善境况时，他就会诉诸于破坏既定秩序的手段，而极端思想就是路径之一。
为什么有些人陷入困境后会相信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现状，进而诉诸极端思想呢？ 我肯定不会，道理很简单：第一，我有一定的历史学、政治学知识，并且我有反思能力，我知道种族主义的危害；第二，我有技能，我的技能并不是门槛低到可以随便被人替代，而且我有比一般人更强大的社会网络，即便今天在这里丢了工作，也可以第二天在另外一处找到新工作。 可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运气这么好。 穷是经济学问题，但困则是社会学问题。当个人陷入困境的时候，认知能力就会极度下降，关注的面就会迅速缩小，而犯错的概率，选择错误道路的概率，也会大幅度提升。 如果不信，可以参看一部根据现实改编的德国电影《浪潮》，讲的是一名高中老师是如何创造一种特殊环境使得普通学生接受并认同极端思想的。
一旦认同极端思想的人联动起来，那么释放出的社会能量可能会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这次的弗吉尼亚事件就是一例。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是被社会害了的时候，他总是会找各种法子拿社会发泄的。 最后我要提醒一点的是，对于极端思想的治理，不要指望能够一劳永逸，但是，降低极端思想产生的概率是可以做到的，这需要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警察部门、经济部门——讽刺的是，任何国家都没有一个所谓的“社会部门”——等等联动起来。当频次大幅度降低成偶然事件时，再冒出来的事件也就不再是社会现象了。 无论是经济学视角，还是心理学视角，亦或者是历史学视角，在社会中产生的任何问题都需放回至社会中来审视，否则就会犯“想当然”的错误。毕竟，社会才是人类存在的第一本体。 本文来源：冰川思想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