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死的奸臣
来源：静法允公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 作者：静法允公惟其允公，才 发布时间：2017-07-30
摘要：法静亦水 朱由校一死 要谁死谁便死的魏忠贤也上吊自杀了 1、 近来无事，于是随手翻了几页史书。 其实我一直都不喜欢读史的，总认为读史当是象唐太宗这类“明君”们的事。因为他们必须读史才可“知兴衰”。 而现在则突然发现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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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静亦水 朱由校一死 要谁死谁便死的魏忠贤也上吊自杀了 1、 近来无事，于是随手翻了几页史书。 其实我一直都不喜欢读史的，总认为读史当是象唐太宗这类“明君”们的事。因为他们必须读史才可“知兴衰”。 而现在则突然发现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我这样的草民百性，读读史，也是大有益处。 比如我们常听人说“邪不胜正”。也就是说邪恶无论多么猖狂，不可一世，最终必然被正义战胜，受到应有的惩罚。 相信大多人对此都不会有太多异议。 然而我却发现，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大凡是“名垂青史”的“大奸臣”，他们最终却并非死于正义的惩罚，而几乎多是被“冤死”，而且多是被别人坏人给冤死。 2、 数数史上被冤死的奸臣，还真是不少。 如大秦的李斯，被赵高设计投入大牢，屈打成招，谋反罪成立，最后受史上最惨烈的“五刑”而死，且满门抄斩。 又如大明的魏忠贤。魏九千岁虽没当过货真价实的皇帝，但其残暴之行，当是胜过人类历史上任可一位暴君。东厂西厂，想抓谁就抓谁；锦衣卫，想杀谁就杀谁。史书上描写他残害狱中东林党人的那些残忍手段的文字，让今天的人读了都不寒而栗。 魏忠贤的最大之罪当是随意残害无辜，制造无数惨无人道的冤狱。然而那个叫钱嘉征的嘉兴贡生弹劾他的十大罪状之中，却没有一条涉及到此，只不过都是一些可说却不可证的“罪名”，什么“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通关节”，甚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感。 当听说新上任的崇祯皇帝要捉拿自己归案时，魏忠贤便上吊自尽了。对此，后人大多看作是畏罪自杀。 然而，魏千岁真是“畏罪”了么？ 未必。他之所以如此，只不过是知道既然皇帝要自己死，自己便一定得死的。根本不需要什么罪不罪的。那就不如干脆自己了断好。 想他荣耀一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大明朝野“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魏忠贤”。然而还是逃不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命运。 还有大唐的李林甫，更是冤得似乎成了黑色幽默——别人还是活着被冤，而他却是死了都被冤。 虽是大唐盛世，但仍是有李林甫这样的奸臣。他专断朝纲，搞“野无遗贤”，葬送了无数大唐英才的前程，这其中便有大诗人杜甫。以致好好的一个大唐盛世，便是从他这里由盛转衰。 然而，他的命运要比魏忠贤这样的强得多，直到死，唐明皇都是宠信着他的。 他本是差点就可以让自己的一生难得的“善始善终”。死之后，唐明皇都准备好了要给他按极高的规格安葬。不想，人死了躺在棺材中，正准备下土，却被接任他的新的大唐宰相杨国忠串通他人诬告其生前有谋反之罪。 而此时的李林甫已是死人，根本无法为自己辨护。更何况对方是国舅。唐明皇相信了他的谋反之罪，于是命人把死了的李林甫从豪华的棺木中拖出，还好没被抛尸荒野，只不过是以罪臣之身草草埋葬。 3、 不过值得特别一提的，还是秦国的商鞅。 很多人只知道商鞅是“作法自毙”，是自食恶果，“罪有应得”。 商鞅制定恶法无数，且著有邪恶的《商君书》，视民如牛马，置天下人于水深火热。正如太史公所评价：刻薄寡恩。 商鞅的确有罪。 若是今天，以商鞅的那些毫无人性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判他一个反人类罪。 然而，他最后却是死于什么罪名呢？谋反罪。 可怜商鞅，一生为秦孝公尽忠尽职，出谋划策，推行新法，富国强兵，伐魏攻齐，获取城池无数，当是秦国的大功臣。却以谋反而终。 秦孝公一死，秦惠王继王。秦惠王是谁？当初商鞅为推行新法而得罪的太子。而商鞅所得罪的统不只是太子，而几乎是秦国所有的权贵。 商鞅之新法，自然让天下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但无论如何，这些百姓们都是无可奈何的。 然而他得罪太子和权贵就麻烦了。尤其是此时太子已经继续了皇位，就注定他在劫难逃。 秦惠王要治商鞅之罪，这是谁都看出。于是便有大臣公子虔无中生有说商鞅谋反。秦惠王不问真假立即下令捉拿商鞅。商鞅四处逃亡。逃出国境还是被秦兵假上，最后被秦兵杀死在郑国的黾池。据说，秦惠王让商鞅五马分尸以示众，对所有围观的老百姓道： 这就是谋反的下场！ 而又据说，后来秦惠王又要想除掉公子虔的时候，便又以商鞅谋反罪证据不足，公子虔犯有诬告之罪而被除。 4、 而自古以来，只见有人为冤死的忠臣叫屈申冤，却少有人为含冤而死的奸臣说话。 人们对含冤而死的忠臣总是抱着深深的同情或无限的敬仰。 而对于含冤而死的“奸臣”则毫无怜悯，且要拍手叫好，认其为恶报，罪有应得。 这看似是人之常情，且体现出爱憎分明，对扬善除恶一种应有的态度。殊不知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愚蠢。 若是仔细分析，中国人的这种愚蠢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绝对地喜欢“忠臣”，而憎恨“奸臣”。以为“忠臣”就一定是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的。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看法实在是有些自作多情或天真。其实无论是“忠臣”之死还是“奸臣”之死，从根本上说，都是为“君”而死，真的与老百姓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什么叫臣？很显然，“臣”是与“君”相对的。“臣”是为“君”服务的，不然便不能说是“臣”了，得叫“公务员”才对。就算是“忠臣”，也必定是以考虑的“君”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而不会是什么老百姓的利益。只不过是“忠臣”与“奸臣”考虑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忠臣”考虑问题时，会眼光长远些，权衡各方，多讲究一个“共赢”——老百姓能吃饱肚子不会造反，而“君”的龙位也就安全，于是便可实现所谓的“长治久安”。而“奸臣”这样的家伙考虑问题则往往只图眼前快活，讨得皇帝欢心，而自己也高兴，反正活着一天就高兴一天，管它死后洪水滔天的！ 二、以为大凡最终不得好死的“奸臣”，都意味着作恶者必然得到应有的下场，正义必得到申张。要么是天意在主持公道，要么是遇到了明君或贤士。 这种看法更是无知。 就看本文提及到的这些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奸臣”，他们中有谁是被所谓的正义之剑所处死的呢？ 没有。 象李斯之所以死得很惨， 是被另一个视其为势不两立对手的奸臣赵高给害死的，与正义一毛钱关系没有；象商鞅同样死得很惨，也并非秦惠王想做个“明君”，“为民除害”，而是一为报私仇，二则商鞅在秦国的知名度太高，都能够盖位他这个新君的光芒，弄不好秦国人都只知听他的。不除不行。所以同样还是与什么正义无关。 而象魏忠贤之所以除掉，也同样不是因为崇祯皇帝英明伟大、仁德圣贤，为惨死在魏忠贤手中的无数冤魂报仇雪恨，而是这家伙的势力力大，不除，他自己这皇帝恐怕也做不成。 想起来，还真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些沮丧。因为从史事来看，越是大奸大恶者，人们心中所谓的“正义之剑”越是无可奈之，只能等着一个更恶者的出现来收拾他们。也就是俗语所说的“一物降一物”。 所以每每想到历史上恶人当道，民不聊生时，老百姓总是盼望着一个“圣明之君”的出现来收拾这样的恶人，不由觉得荒唐可笑——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恶人”多半只能由另外的恶者，甚至更恶者来对付，所以往往是除掉一个恶者，结果极可能是又来了一个更恶者。 而这也许便可以解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总是一个又一个的轮回。 5、 然而，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却是不太明白这些道理的。 之所以不明白，也许是因为太复杂，但也许是因为根本就没的去想。 他们只知道，只要是“奸臣”自当该死。至于是怎么死，便无所谓了，只要死了就好，且死得越惨越好。谁让他们害死“忠臣”、殘害天下百姓呢？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所谓的“忠臣”又真的都是“奸臣”害死的么？ “奸臣”们未必就都有着人们所想象的那种能耐 没有皇帝的撑腰，很多“奸臣”别说是害得了“忠臣”，恐怕连自身也难保。比如，秦孝公一死，商鞅小命也就没了；朱由校一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谁死谁便死的魏忠贤也只能上吊自杀了。 又说，就算“奸臣”当死，令人痛恨，可就该冤死么？ 这可能更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会涉及到结果正义或动机正义与程序正义。 而中国人向来习惯只管动机或目的而不顾过程与程序的。只要动机是好的，目的是纯的，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或手段达到，便不重要了。所谓的“不择手段”也只是针对干坏事而言。干“好事”，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可他们哪里明白，所谓的“好动机”或“好目的”往往只有靠手段正义或程序正义才能检验与保障！ 而他们又更不会明，只要存在他们所痛恨的“奸臣”是如何冤死，他们所喜爱的“忠臣”也就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冤死。 也许正因如此，自古以来，才有居心叵测者，可以凭借包装出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却堂而皇之地干着许多邪恶之事。而这些“善良”的人们，还极有可能为他们叫好，成为他们的帮凶。江湖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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