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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为什么要聘请高官做兼职教授？原因很简单，“借鸡下蛋”“借树引凰”。对于学院而言，高官做了本院的兼职教授，学院与高官所在的单位之间好搞合作、协作，好弄实习基地；对于学院领导来说，给高官“授予”个兼职教授，好拉近与他的距离，以后见面好打招呼，遇到难办的事好通融通融；即便是对于普通教师，有高官做自己的“兼职同事”，也觉脸上有光。“我跟某某共过事呢！”当然，你认识某某是肯定的，但某某是否认识你，就难说了。就是对于那些不谙世事的学生娃而言，有高官做本院的兼职教授，在与其它学校的学生聚一起时，也好吹牛皮。 高官为什么要接受法学院的兼职教授聘请？道理也很简单，“沾点学术气”“沾点清高气”。如果以前仅是“官员”，现在就摇身一变为“学者型官员”。但该学院是否还有学术，学者是否还清高，他就不管了。反正了有这个光环或标签，总比没有好。说不准在上级提拔时，这标签还可能起点作用呢。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得点实惠。学院借助高官，学术权力就与世俗权力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大学本无行政权力，但它有发放文凭的权力。高官本无学术，但它手握生杀大权。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就是，在现代社会，上流社会的人几乎都必须从大学进，然后从大学出。用一句雅一点的话说，就是“群英荟萃”。说得俗一点就是，这是一个“镀金池”。要进入上流社会那个金碧辉煌的场所，先得在这个池子里镀上一层金，否则就“去不了西天，见不了佛祖”。 尤其是法学院，公检法司，以及以后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必须是从这儿出来的。高官成为这样的学院的兼职教授后，就可以方便地认识现在及以前的上述人员，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未来的上述人员的“导师”。这很重要，有了这层关系，就是“自己人”了，信任就比较容易建立。当然，要用这份信任干什么事，就是学院和高官各自的事了，我等小辈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也不想知道。 当然，法学院与高官的那点事，也不是今日中国才发生的，从孔夫子、柏拉图办学园那会儿起，就一直发生、一直存在。只不过是，在古代中国及雅典，学院／学园是自治的，而在当代中国，情况就不同了。这个不同，意义还非同小可。一则聘请高官来做兼职教授的学院长，也是官，只是不高，当然将来可能“高”，故而有聘请和拉近的需求。二则，高官要毛遂自荐，主动暗示来兼职，学院及其长、甚或所在的大学还推托不了。 因此，也有为学院及其长叫屈的：那么大的官，他要来兼职，甚或输送利益，大学及学院推托得了吗？当每一个贪腐高官倒下，他做兼职教授的学院及其大学，无不齐声叫起这个屈来。 但是，学院及其长，甚或及其大学，能够拒绝主动或被动聘请高官做兼职教授吗？从理论上讲，能！因为学院及其大学是一个传播知识，追求真理的地方，而不是一个认识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俱乐部，更不是一个官场。不过，在实践中，很难！很难！记得在若干年前，中部某大学法学院新任院长欲聘请我担任管科研的副院长，有点清醒的旁观教师及时进谏：你若聘请他当副院长，恐怕不说发展学院，就连学院仅有的一点家底，也得被他“败掉”。当问及原委时，进谏者道：这人太直！ 当然，说这些话时，我并不是一概反对高官聘任学院的兼职教授。我认识的许多“兼职教授型高官”，真的是官做得清，做得好，而且学问也做得好，做得深。只是这样的“兼职教授型高官”，确实不是非常多。同时，学院及其长不可能是神，没法预计某个高官以后是否会蜕变为“贪腐高官”，也不知道他在担任本院兼职教授之前干了什么，之后又去干什么，因为他通常不可能告诉你。 要是有一面“过去及未来之镜”，该多好！那些以前干了坏事，以后还会干坏事的高官，咱们就不聘请他做兼职教授，不就得了。 别怪法学院，也别怨“及其长”，要怪就只能怪那些该死的“贪腐高官”。把他拉来，让我们用唾沫星子把他活活的淹死！或者让性格毛一点的教师，给他两个嘴巴！ 以前贪腐的，以后还想贪腐的高官，别靠近法学院，哪儿凉快站哪儿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