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毕业典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2017年毕业典礼教师代表袁治杰的致辞
来源：瀛洲談海客 作者：瀛洲談海客 发布时间：2017-07-07
摘要：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 大家好！今天我非常地激动，因为今天的毕业典礼，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奢求。2003年我拿到了生平第一张学位证，当时因为非典，没能参加毕业典礼。2007年我政法大学的硕士同学们毕业之时，我还在德国继续读书。同一年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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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 大家好！今天我非常地激动，因为今天的毕业典礼，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奢求。2003年我拿到了生平第一张学位证，当时因为非典，没能参加毕业典礼。2007年我政法大学的硕士同学们毕业之时，我还在德国继续读书。同一年法兰克福大学的硕士同学们毕业的时候，我却因病延期了。等到2012年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庆典之时，我早已回国数月。天意弄人，拿了4个学位，却从未参加过一次毕业典礼。直到今天，这个心愿才得以实现。今天我也非常高兴，在座的很多同学我都亲自教过，你们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我真心地为你们每一个人骄傲。我也很荣幸能够作为教师代表，在法学院首次毕业典礼上致辞。所以我也就索性用“我的第一个毕业典礼”作为今天致辞的题目了。毕业典礼，当然是在庆祝毕业了。可是，“毕业”这个词，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喜欢。毕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成了学业，这是一个面向过去的词，可是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并不是想回顾过去。回顾过去那是你们十年返校、二十年返校时的事情。其实，毕业就是graduation，graduation是什么意思呢，用“毕业”来翻译这个词并不能体现它的真实含义，graduation来源于拉丁文gradus，意思是步伐、台阶，通过这个环节你要迈出一步，进入到下一个台阶了。英文的“毕业典礼”这个词也叫做Commencement，意思就是开始。这些词都是面向未来的。我今天就想讲讲我的毕业，讲讲我迈出的第一步，讲讲我的开始。2003年非典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满以为百分之百能考上研究生的我，民法150分的试卷只得了78分，这对于一个后来的民法学者是何等的打击可想而知。得知成绩之后紧随而来的就是非典。我们都被关在法大校园里，工作也没有办法找，关久了连找工作的意识都没有了。每天除了读书，就是喝酒、打牌，一脸彷徨。那时候国家司法考试要毕业之后才能考，非典结束之后我才终于醒悟过来，收拾行囊，开始准备考试。考完司法考试离考研只剩两月，索性就再考了一次。在经历了重大挫折之后，两次考试都顺利通过。直到这时，我其实都还没有毕业，我内心依然不知何去何从，我并没有真正迈出自己的脚步。其实很多同学这时候都会觉得彷徨，不知所措，然而，等待戈多，等待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直到5月份遇到薛宝玲，我的脚步才真正迈出。薛宝玲是一个很普通的妇女，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面无表情，嘴里面只会用陕西话不停地说“我没有犯法”。“我没有犯法”这五个字就这样永远地烙在了我的心里。她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原本拥有美好的家庭，从她原来的照片上，你可以看到一幅青春、乐观、积极向上的面孔。只因在南宁的救助站里被保安多次强制猥亵，就变成了这样。之后历经漫长的讨要说法的过程，其间多次遭受打击，她的病情也越来越重，严重的时候会直接把丈夫的胳膊咬得出血。当我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帮帮她，虽然自己一文不名。我们一帮学生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起来。当时面临的紧要问题，无外乎是法律上怎么办，如何治疗，以及怎么能够引起关注。那时候水平低，但是胆子大，我也就自告奋勇草拟了上诉状，提出了100万的精神损害赔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法院竟以逾期未交纳上诉费用视为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动生效。其后2006年，2007年，2008年，法院一再以各种程序理由拖延审判，连病情鉴定，竟然先后进行了五次，南宁、北京、西安、河南的省级医院以及上海的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都进行过鉴定，这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制度的平庸的恶可以有多恶。递交了上诉状后我们就开始募集捐款，虽然没有获得巨大的成功，但也募集到了一万多元，短暂地维持了她的治疗。为了通过媒体推动，我们联络《南方周末》进行了整版的报道。天则经济研究所也召开了一场专门的研讨会，我当时联系了婚姻法权威巫昌祯先生，她为了案件几经奔波，还专门帮我们联系全国妇联等机构。研讨会上茅老先生也亲自出席发言。其实，不仅是南方周末，新华社这样的权威媒体也做过报道，尽管如此，案件毫无进展。我们援助团也越来越觉得撑不下去了，给医院的钱也早就不够了，我们只好把他们安排住在昌平一家小旅馆里面，老板很和善，也很同情他们。但是薛宝玲的精神状况会影响旅馆的生意，时间久了老板也就开始不满意了。这都是人之常情，我们依然非常感激老板的宽容。最后我们援助团也支持不住了，我自己也开始想办法筹集上学的钱，最后只好把他们送回了老家。十多年来，我脑海里经常会浮现她的身影，耳畔经常会回旋起那句“我没有犯法”。我经常会想她现在怎么样了，病情是否有些好转了。也常常会想起她的丈夫，那个不离不弃照顾着她的憨厚汉子。可是除了2008年《南方周末》再次追踪报道之后，就杳无音信。南宁的司法部门采取了一如既往的拖的策略，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我很难想象在她离开我们之后的艰辛状况，她这些年又经历了什么，我不得而知。当年参与其事的诸君，如今已是江湖零落鬓成霜，想来不胜唏嘘。援助薛宝玲，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面对社会。我感受到了社会的善良，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助，更感受到了整个社会的无助。毕竟，当新华社、《南方周末》的重磅出击都无济于事时，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穷学生，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然而，我感受更深的却是制度之恶、平庸之恶。虽然那个时代，曾经涌现出一波又一波的通过个案推动正义的尝试，但我依然坚信，制度的变革才是最重要的。恶的制度会隐去人们心中的善，让原本善良的人变得面目狰狞。而制度的变革与完善，既有赖于深入的学术研究，也取决于世道人心。而这，正是我选择现在这份职业的原因，也是我和同事们创作儿童法治教育绘本的初衷所在。援助薛宝玲，可以说是我自己的毕业典礼。通过这场漫长而又令人揪心的毕业典礼，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无怨又无悔是不可能的，但我们都可以做到无悔！我们很难改变这个世界，甚至都很难改变我们的法学院。但是，只要我们努力过，尝试过，也许什么都没有变，但至少不会后悔！100年前梁漱溟的父亲巨川先生自沉于净业湖，就是现在积水潭那个地方，我每次去积水潭医院后面的小山上，都会想到巨川先生。他在自沉前一天曾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当时在北京大学教哲学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那么，巨川先生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好吗？我想他也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好，只不过他让这个世界变好的方式就是死亡。他试图通过自沉来警醒世人，他的遗书《敬告世人书》就是明证。他不是用死来明志，他的死就是他改变世界的方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存在的方式。生就是死，死就是生。海德格尔说要向死而生，巨川先生则是向生而死。不管是向生而死，还是向死而生，塑造自我的精神家园，本质都是一样的。在这个自我的精神家园里，自己就是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对你负责，更没有人为你负责！你必须为自己负责，更要对自己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身穿的长袍。著名的史学家坎托诺维奇曾经说过，“只有三种职业是有资格穿长袍以表示其身份的，这就是法官、牧师和学者。这种长袍象征着穿戴者思想的成熟和独立的判断力，并表示直接对自己的良心和上帝负责。”你们大概不需要对上帝负责，但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经过法学院这几年的学习，如今你们都身穿长袍，我相信你们已经拥有了成熟的思想和独立的判断力，已经具备了对自己的良心负责的能力。从今天开始，你们需要做的只有五个字: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负责！没错！这是我的学生成豪前些天一个晚上来看我时说过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为自己负责，对自己负责！只有这样，你才能拥有无悔的人生。这就是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话。这是我自己的声音，也是你们自己的声音！什么是自己呢？这需要你们通过无悔的青春来定义! 今天，时间对你们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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