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黑纸白：自古中国知识分子是最令人生厌的？
来源：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作者：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发布时间：2017-07-06
摘要：学点政治 作者：墨黑纸白 作者原创文章不代表平台言论，欢迎在文末评论处，发表对本文的看法，期待百家争鸣的学术探讨。 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是怎样一群群体?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是大多数人不关注的，毕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活奔波，包括知识分子。那么我们期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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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点政治 作者：墨黑纸白 作者原创文章不代表平台言论，欢迎在文末评论处，发表对本文的看法，期待百家争鸣的学术探讨。 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是怎样一群群体?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是大多数人不关注的，毕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活奔波，包括知识分子。那么我们期待我们的社会是怎样一种社会?普通公民所关注的是什么?知识分子关注的是什么?我们的思维顺应时代或逆时代，都是如何孕育而生的?普通公民应该是沉默的，大多数寄希望于知识分子帮其发声?还是普通公民应当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充分实践自己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公民权利?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国家进步的考量，而是个人进步高于国家进步的现实意义。 相关事件 最近看了不少关于历史的观点，其中有不少人在一些文章下面评论说：“知识分子是一个唯利是图的、腐败的阶级，他们会用牺牲民族大利益的方式，去争取本阶级自身的小利益。”同时也有人提出如此质问：“你必须反省一下，为什么历朝历代知识分子都是令人生厌的阶级。” 事件评论 中国知识分子，到底有没有骨头?得追溯到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们的自由度还是充裕的，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有一定的自由，但依旧也是大多数知识分子要充分为君王的利益而考虑，萌生的犬儒学派有儒家、法家，最亲近君王的学派必然是受宠的，但这并不能说是成功的典范，也不值当后人来学习。我们目前的社会环境最可怕的就是，一个人无论是怎样成功的，无论通往成功的路如何血腥，只要他成功了，那么他就是被羡慕的，需要去学习的。法家曾经坑杀过百家，儒家曾经也用权力罢黜过百家，那么这两家是成功的学说吗?我看不一定。 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一些知识分子是可憎的，是令人生厌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为什么不可憎的，不令人生厌的知识分子却也并没有被大众所追捧，反而是慢慢消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墨家学说、杨朱学说都是被统治者所不屑的，没有一个君王希望自己是被选举出来，尤其是在权力至上的古代社会。没有一个君王希望自己的臣民有自己自由的思想，尤其是在权力至上的古代社会。所以，我们在为一些知识分子迎合君王喜好而感到可耻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为那些为真正民所思的学说不断被泯灭而感到自愧。 知识阶层的可憎或者可爱的根源在哪里?在于民众始终是被代表的，是沉默的，话语权或被权力者垄断，话语权或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中被知识分子所代表，所以存在的问题就在于民众对靠近权力的知识分子认为是满嘴仁义道德。同时也对真正的为民学说而无视，或者因权力者的垄断或打压而丧失对这些学说认知的市场。那么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一个社会的发展，或者一个国家的昌盛，依靠一群权力者或者依靠一群知识阶层群体是不会有任何突破性的发展，这既是历史不断重复所给出的答案，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思维更新。 如果说的太枯燥，咱们就直接一点，民众需要知识分子来做什么?答案“‘为生民立命’。为普通公民发言，保持公平公正，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是这样的吗?在秦王朝大一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一点学术自由已经被彻底禁锢，一个国家，一种思想，一个帝王，一群臣民，这是中国历史的缩写，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无论国家如何兴灭，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为民立命”的高贵情操。当然有人会说了：“墨子的兼爱不是为民说话吗?孟子的民为贵不是为民说话吗?李世民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是在为民说话吗?历朝历代的清官、忠臣不是为民说话吗?” 我不认为他们是在为民说话，孟子说民为贵，只是告诉君王要学会使用驭民之道，孟子说民为贵是谁为主体?君王。君王听这句话的时候也只能是明君可以此驭民，昏君连这句话听都不会听，当你的思维习惯性的寄希望于明君总是多过昏君的，你已经将你的思维和灵魂都交给了权力者，这才是孟子民为贵背后的可耻逻辑。那么墨子的兼爱说呢?墨子可以提倡兼爱说，我也十分认同兼爱说，我认为兼爱说是中国民主萌芽，但问题是，君王不会有这样的高尚认知，毕竟谁也不会傻到放弃自己的权力，都兼爱了，我还怎么凸显我是一代帝王的高贵?而秦以后的古代国人，在习惯了大一统思维之后，则对这些理念从来也不会认为是正确的价值观，我凭什么要和别人平等?人生来自私。所以孟子最可憎的是提出性善说，而提出性恶说的荀子却要被千夫所指。中国人真的有资格享有民主和自由吗? 至于李世民的水舟说就更不值一驳了，期待君王能够切切实实以民为本，这是寄希望于禽兽不要屠戮羊群，权威说的话，却没有反权威的人可以去质疑，这种以民为本也好，为民立国也罢都是欺诈。我们看西方人，曾经宗教的权势多么至高无上?但西方人在科学之中不断对宗教进行质疑，西方人说：“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是男人，叫亚当。亚当在伊甸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后来，上帝怕亚当寂寞，着亚当熟睡的时候，从他身上拆下一根肋骨，造了第一个女人。”等西方人会玩解剖学的时候发现，原来根本没有这根肋骨，你宗教是不是坑人?从日心说到进化论，西方社会不仅仅在发现科学，而是通过科学来质疑权威。我们为什么要热衷于君王和青天大老爷的思维，而不是我们个人或科学的思维呢?这是中国人与西方人最根本的不同所在，虽然我们的文明也很强大，没有蔡伦太监的造纸术，西方人可能连记录自己文化的地方都没有，还不如我们一个太监有水平，有什么理由跟我们中国人嘚瑟?但文明不仅仅是发明创造，最关键的是在文明中破除愚昧，在质疑中瓦解权威。 咱们的知识分子就不会这么去做，当然有，很少，而且容易被边缘化。明王朝将朱熹说立为国学，在宋朝有人鸟朱熹吗?没有，统治者的个人喜好所造就出的国学，这是用以教化民众，而不是要国民意识进步。唐太宗说：“天下学子都被朕玩弄于鼓掌之中。”说的是什么?是你来我这考试，考到老没考上?不就不思考了?不就不闹事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挺好的，国家长治久安，但人的思维也就此被限制。我们是被打开了国门之后，被打得体无完肤之后，才发现思维被限制多么可怕，但在此之前，大家都觉得挺好，没问题。明朝王阳明提出了心学，反对朱熹的理学，认为人的意识应该随良知而笃于行。但即便王阳明相比于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禁锢人的思维进步了很多，但他依然会认为墨子的“兼爱”是行仁而过，依然会认为杨朱的“为我”是行义而过。也就是说，王阳明虽然是儒家最后一个圣贤，但他依然无法走出儒家最根本的以效忠君王为本质，而不是以效忠或启迪民智为思考的本质。在古代知识分子的心中，所谓的兼爱平等，所谓的为我自由，都是有悖王道，属于三教九流的产物。曾经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杨墨之言盈天下，有孔子什么事吗?当时还是丧家之犬呢。至于后来的孟子，也不过是靠骂杨墨为无君无父的禽兽而得到帝王的赏识，至圣、亚圣与相较于前两者有许多进步的圣贤王阳明都未能跳出以君王为父的观念，怎么可能为民发声?而今很多人想追回汉儒家文明，儒家可以追回，但汉文明并非儒家一家，要知道在杨墨之言才是先秦时代国人们所追捧的。至于杨朱和墨子的言论为什么会被泯灭，并非他们的思想不够先进，也不是他们的思想比孔子差，更不是人们不接受所致，根源是权力作祟，从法家无耻的通过权力排斥百家，到董仲舒无耻的独尊儒术，中华最伟大的精髓思想被泯灭，而旁枝末节的儒家竟然成了一家国学，君王们都是一样寡廉鲜耻。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好，现代知识分子也罢，他们生存的根源首先是要臣服君王，在君王授权的红线之内进行学说探讨，有了这个界限，那么自然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为民立命，并不是我诋毁现在的知识分子，而是依靠知识分子来与虎谋皮，从而达到社会的以民为主的社会模式，可行性几乎为零。那么该怎么办? 许纪霖在讨论《国民党如何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一文中称：“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在民主社会里，精英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重大的决策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怎么来动员选民、影响选民，是最重要的。但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精英和政府的关系是最核心的东西。中国传统上是民本政治，从儒家一直到国民党，都讲民本、民生，但是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本身不可能发出声音。哪怕到了近代，有了公共领域，有了现代的传媒、报纸、杂志，其中能够主持言论的还是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小民。民是要被代表的，而代表民意民心的，恰恰是掌握了话语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是否得民心，实际上是是否得士心。统治者应倾听士大夫的清议和民间舆论。” 我们老许家能出这样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倍感荣幸，但在荣幸之余不得不也感到稍稍的悲鸣，因为他敢说出这句话，但不敢真正将所有的分析都写出来，原因在哪里?君王始终是君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知识分子也向来是与君王讨要好处，安于君王赋予的权利享受，去真正为民主自由思虑的少之又少，这就是事物最根本的本质。人们在纳闷，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诸多不公?我们的自然环境为什么越来越差?我们普通公民的购买力为什么越来越低?我们的老爷们为什么在各种规定中还是意气风发?这一切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两个字来解释，权力，知识分子们与君王一同分享的权力。 许纪霖那段话想表达什么?他没有直接明了的说出来，在这里我就与诸君分享一下，一个适应现代化潮流的国家，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公民，不应该再是一个权威的时代，更不应该再是一个期望别人为自己发声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思想，将自己的灵魂或思想交给知识分子与交给权力者没有什么不同，你始终都是被代表的沉默的大多数。在这个悲剧的背后，所阐述的必然是无论社会如何变革，吃亏的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不要说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寡廉鲜耻，没有良知，每个人都会选择性保护自己，尤其是在精英阶层，而普通民众唯有靠自己不断进步意识，才能规避在各种变革中沦为草芥或被鱼肉。 那么有读者要说了：“既然我们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为君王思虑，那么我们每天忙碌的要死，为温饱而奔波，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怎么办?”对于这么说的人，我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占绝大多数。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什么时候我不再写时评了，我们的国家或许已经进入了一个正常化的阶段，普通民众们对任何一件社会事件，对任何一个权力者都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有了自己发声的平台，时评就将沦为鸡肋，权力者不会和谐之，普通民众也不会浪费时间阅读之。 目前我们还没有进入这样一个正常化的时代，那么该怎么办?我想我们应该感谢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制造出了电脑，这样一个可以让信息高度发达的伟大工具，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可以跨过权力禁锢的思考平台，无论是文字、声音还是影像，统治者根本无法将不同于他们的思想或观点彻底泯灭，那么不要说你的生活太忙，一天哪怕抽出一个小时去阅读有意义的文字，聆听不同的声音，观看别出心裁的影像，那么你每天都在进步，你每天都走在个人进步的路上，日积月累中，你根本没必要去骂知识分子，你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国家合格的公民，你比所谓的知识分子思考的更为深刻，因为你离社会最近，这个国家因你而荣耀。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能产生出像霍布斯这样去否认君权神授、推崇社会契约的“圣贤”?为什么没能产生出像洛克这样的分权学说的“圣贤”?为什么没能产生出像孟德斯鸠这样的三权分立学说的“圣贤”?人家为什么思考的一直是主权在民?而我们一直思考的为何是主权在君?而今我们为何更重视主权在国?为什么民一定是卑贱于国之下的，而不是民应该高贵于国之上，从而避免王朝周期表的一再发生?其根源在于，我们的知识分子把权力当父母，而人家的知识分子把权力当禽兽。父母与禽兽的对比，自然就能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个人思维和国家思维。 批西方的分权理论，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种方式。咱们古代也有分权，但分的是宰相的权力，巩固的是君王的权力，君王天下的结果就是一次次的历史周期表，负担灾难的是普通公民。人家分的是独裁者的权力，尽可能的制造多种权力相制衡，别听某些人瞎说，他们的民主是钱砸出来的，无非是他们为权力而兜底的借口而已。制衡的权力和君王的权力到底哪个好?我想诸君应该都有自己明确的见解，习惯了喊万岁的就不说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那么最终结论是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太愚蠢?还是西方知识分子太聪明?并非如此，中国人既然可以在先秦时代提出民主(平等、选举)和自由(个人思想独立)，那么足以证明不输于西方人，关键是我们习惯了臣服权力和山呼万岁，而今我们想要挣脱这种对人性的束缚，获取国家公民的权利，禁锢权力者的权力，最根本的不是靠谁或一个群体来呼吁，而是每一位国人都应该从脑子里树立这样的观念。我们误以为，伟大的学说都贤者们的智慧，其实伟大的学说往往是来自于普通民众的思维进步，普通民众如果没有这种思维基础，那么再伟大的学说也只能被扼杀。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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