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生悼念张光博：他其实是民主主义者
来源：苹果宪草批判我自己，批判全人类 作者：苹果宪草批判我自己， 发布时间：2017-06-16
摘要：博导俱乐部 他其实是民主主义者——为纪念张光博先生去世一周年而作刘大生**2007年12月29日，享年79岁的张光博先生在贵州去世。一、张光博不是被刘大生气死的2001年10月13日 17点20分，拙作《刘大生致张光博——关于〈法、人权、国权问题讨论集〉》首贴《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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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导俱乐部 他其实是民主主义者——为纪念张光博先生去世一周年而作刘大生**2007年12月29日，享年79岁的张光博先生在贵州去世。一、张光博不是被刘大生气死的2001年10月13日 17点20分，拙作《刘大生致张光博——关于〈法、人权、国权问题讨论集〉》首贴《关天茶舍》。[1]两个半小时之后的19点54分，有一位名叫“AK—47”的先生跟贴说：“大生啊，当前对你最重要的事，是踏踏实实写几篇高质量的论文。而不要搞沽名钓誉，攀附什么名人、搞什么网上‘专辑’的臭事。”“这篇所谓的信，你怎么好意贴出来？自吹自擂，播弄是非，口水话湿纸，言不及意，意不知其所以然，满篇胡话和臆断。那位副会长可能要被你气得死去活来。”“我的活，苦口良药，只想让你猛醒。”对于这位大虾的批评，鄙人当时已经跟贴回答。只是“那位副会长可能要被你气得死去活来”这句话没有回应。现在，张光博先生已经去世了，鄙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张光博不是被刘大生气死的，也不是被其他人气死的，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气死张光博。二、“谢谢你写了那么多意见和评论”大概是2006年的某一天，张光博先生给鄙人打来电话，说他现在在贵州，不在大连，也不在北京，还说要给我寄书，等等。当然，他更没有忘记告诉我：“你的批评文章，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谢谢你写了那么长的文章，谢谢你写了那么多意见和评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来自论敌的感谢。我的座右铭是：“批评我自己，批评全人类。”所以，被我指名道姓批评过的人不计其数，论敌也非常多。科斯、朱苏力、张光博等等，都是我的论敌。但是，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的论敌，唯有张光博一人。如此坦荡大度的人岂能被人气死？当然，有人可能会问：谁能证明张光博给你打电话表示过感谢？这个问题我无法作出肯定地回答，举不出直接证据。或许，张光博的家人、学生以及贵州大学法学院的人能证明这一点。不过，张光博的一贯坦荡，可以作为这一问题的间接证明。三、“愿意听到任何声音”1999年5月，张光博先生出版了没有书号的论文集——《法、人权和国权问题讨论集》，在文集的前言中，他说：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是为了征求意见而印发的，“愿意听到任何声音，并予以认真考虑。”“本人认为，双方意见直陈，文各有主，比自定标准，各放各的‘枪’，互不‘交火’也要好。”这些话可以作为张光博先生不是被刘大生气死的直接证据之一，也可以成为2006年在电话中对刘大生的批评意见表示感谢的间接证据。这样的证据还有许多。四、“你的文章不能发给与会学者”1998年5月初，为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笔者带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的打印稿到北大法学院开会。大概是5月3日上午9点左右，笔者赶到法学院会场，将论文交给会务人员。半小时后，会务人员对笔者说：“你的文章不能发给与会学者。”“为什么？”“你的文章点名太多，批评太多，他们就在会场上，我们怎么能？……”我的文章中的确提到好几个北大教师和校友的名字，那基本上是为了赞扬，而不是为了贬低。然而，这样的以赞扬为主的评论文字也不能为北大法学院所容。就算是帝王，大臣们上个折子，善意的批评几句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刘大生就不能给北大法学院上个折子批评几句？难道北大法学院比皇帝还要皇帝？一句批评的话都不愿听取？北大不是以自由民主、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自我标榜的吗？为什么连一篇小小的评论文章也容纳不下？十年多来，笔者有许许多多的文章被删除、结扎或者屏蔽，但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从来没有被删除、结扎、屏蔽过，复印、转贴、下载这篇文章的人不计其数，没有遇到过任何麻烦。这些事实说明，这篇文章是一篇没有任何政治忌讳的文章。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却不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所容。这绝不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是北大自身的胸怀问题。北大的胸怀有多大呢？大概也就是未名湖那么大吧！小小的未名湖怎能接纳得了像长江、黄河一样气势磅礴的文章！如果说北大的胸怀有未名湖那么大的话，那么张光博的胸怀至少有大连边上的渤海那么大。尽管未名湖很干净、很美丽，尽管渤海已经被周边的城市污染，但是，两者的气度永远不能同日而语。在渤海面前，未名湖不过是个小不点。作为早年在北大读过四年书的刘大生，对于北大的胸怀是早已领教过的。但是，刘大生实在是少记性，总是将北大当作博大。这一次的碰壁，其实也是刘大生自讨没趣！ 五、“可以发表，没问题”大概是两个月后的某一天，《当代法学》主编陈开先女士给笔者打来电话，告知拙作《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已经被他们的刊物采用，将在1998年第4期推出。我问：“张光博先生不反对吗？”陈开先女士回答说：“他没有意见，他说‘可以发表，没问题’。”陈开先女士还说：张光博这个人其实是很大度的，他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当院长的时候对年轻教师是很保护的，到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当院长的这段时间，对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生活也很关心。《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不点名地批评了雾派和白派法学家，点名评论了其余八派法学家，其中对张光博的批评最尖锐。当时的张光博不仅是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还是中国法学会、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的领导成员之一，还是《当代法学》编委会副主任，还是前任主编，每年还给《当代法学》不菲的经费援助。如果张光博先生不同意的话，陈开先女士绝对不会刊发《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家流派》，这是人之常情。所以，笔者相信陈开先女士的话：“他没有意见，他说‘可以发表，没问题’。”1990年代的《当代法学》，不仅发表过鄙人批评张光博的文章，还发表过山东大学法学院陈桢老先生批评张光博的文章。在当年的论战中，陈桢先生的观点和郭道晖先生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与张光博先生的观点基本是相反的。《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中国法学大论战》一书也是由张光博先生策划的，对于批评张光博观点的作者及其主要论述，该书几乎全部收录，没有遗漏。六、“大生先生惠存”顾乃忠先生是我的同事，是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理论，我曾经以“顾乃忠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走西方的路”[2]予以概括和评论。1997年6月，《顾乃忠文选》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历史决定论与中国现代化”为主线，主张“在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在思想上建立个人本位价值观。”[3]顾乃忠先生要将他的书送一本给我。我说：“你最好不要请我指教，我这个人比较傻，你要是请我指教我就真指教。”他说：“那怎么写呢？”我说：“你就写‘请刘大生拜读’。”他说：“那不太好。”我说：“那么，你就写‘请刘大生惠存’。”于是，他在扉页上写道：“大生先生惠存 顾乃忠 1997、7、4.”十多年来，我信守诺言，从来没有批评过《顾乃忠文选》这本书（今后也不会批评）。但是，我对顾乃忠先生惧怕学术批评的心态感到遗憾。有些人（比如北京大学的某些人）害怕学术批评，我不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他们就那样了。但是，顾乃忠先生害怕学术批评，我非常遗憾，永远遗憾。现在，顾乃忠先生已退休多年，正从耳顺向从心所欲迈进。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他也确实在网上从心所欲了。我希望，一向鼓吹自由民主的顾乃忠先生能向一贯反对自由化、民主化的张光博先生学习，能够宽容我的遗憾。 七、“这篇文章要慎重处理”2004年9月15日至9月17日，由中国政法大学王洁教授操办的“第九届国际语言与法律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16日下午，王洁教授很诚恳、很热心地对我说：“你的那篇批评联合国的文章——《不确当的命名——评〈Civil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好处理，你最好自己和江平教授沟通一下。”“为什么？”“他说，这篇文章要慎重，不宜大会交流，不宜收入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我到哪里找他？”“晚宴的时候。”对于已经著作等身的刘大生自身来说，多发一篇文章少发一篇文章，早已无所谓了。多发表一篇文章，就像在比尔盖茨的账户里添加万把块钱一样，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但是，联合国的文件是老外们起草的，用词不当的问题理应让老外们知晓。所谓“不宜大会交流，不宜收入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就是不要让老外们知道他们的错误，就是要让联合国文件中的语法错误继续保留下去。为了联合国的利益，我怎么能拒绝王洁教授的好意？怎能不和江平教授沟通一下？晚上，三杯酒敬过了，江平教授终于说话了：“崔铭中同志怎么样？邢才同志怎么样？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他们两位和你的关系好吗？”等等等等，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对他的学生那真是关怀备至，然而就是不提文章的事。你不提，我干吗要提？“崔铭中同志很好，邢才同志也很好，他们时时刻刻铭记着您老人家的教诲，日日夜夜惦记着您老人家的健康。很好！很好！”我不为我的文章遗憾，也不为联合国的语法不通遗憾。因为我相信，刘大生的文章迟早要传到联合国的立法机关，联合国立法机关总有一天会纠正自己狗屁不通的文字。我为江平先生感到遗憾，一个长期为民主法治奔走呼号的法学大家，讲话的口气为何像宣传部长？为什么如此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为什么要封杀纯粹的学术批评？遗憾啊，遗憾，永恒的遗憾！或许，江平先生原本就不是民主主义者，他鼓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那仅仅是为了写文章，让他身体力行搞民主，宽容不同意见，实在是强人所难。如果是张光博先生，他会那样做吗？他会用宣传部长的口气打招呼吗？他会封杀不同学术观点吗？我敢肯定：不会。他仅仅会在文章里面反对民主化、自由化，让他身体力行搞专制，封杀不同意见，却于心不忍，怎么也下不了手，他实在不是那个料。八、小结圣贤曰：一个行动胜于一打纲领。圣贤又曰：言传不如身教！刘大生曰：民主是靠行动做出来的，仅仅写文章是写不出来的。刘大生又曰：已经走上民主轨道的国家，知识分子做不做民主无所谓。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要想将中国推上民主的轨道，一定要身体力行做民主，光说不做是没有用的。张光博先生无疑是一个做民主的人，尽管他的文章似乎是反对民主的。刘大生 2008年11月初稿，12月3日定稿。（原载《法学家茶座》第25辑，《“这篇文章要慎重处理”》部分被删除）[1]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8126.shtml。[2] http://liudasheng.fyfz.cn/blog/liudasheng/index.aspx?blogid=216906。[3] 《顾乃忠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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