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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的事变，王国维先生没有见到，如果，王国维先生没有投湖自尽，那么，1931年11月10日以后，得到消息，也会跟从罗振玉，启程前往长春，投奔皇帝。对王国维先生而言，这就是大节。溥仪，积攒了太多的国恨家仇，民国者，敌国也！溥仪到东北去的时候，有很多大臣，像陈宝琛，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唼宁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况是近高楼。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可小休。” 王国维先生，作为南书房行走，1927年6月2日，投了颐和园昆明湖，所以，就没有办法效劳满洲国的“康德”皇帝了。溥仪在满洲国的年号，与哲学家——康德重名，健康的“康”，道德的“德”。很多老臣，罗振玉、郑孝胥，就跟过去了。 罗振玉、郑孝胥，这都是大学问家。罗振玉把龟甲买买买，买的差不多了，文物贩子，最后，就跟他说实话了，交了底了。罗振玉发现，经手龟甲物件的，多说河南话，跟踪追击，文物贩子是河南的。当地老百姓，拿着铁钎挖，那时候，还没有“洛阳铲”，就在安阳那里挖，就确定，这个东西，来自于安阳。文物贩子，就是吃这一口，很便宜，三瓜俩枣，就把龟甲收上来了，但是，在北京、上海，坐地起价，无论如何，不告诉这东西，来自哪里。这是行规。文物这一行的神秘性。 到了潘家园，有的门脸，冷冷清清的，我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进修了一年，有时间，就过去闲逛，去了好几回，去一回，冷冷清清的，去一回，冷冷清清的。禁不住想，房租能挣回来吗？有这种疑问，只能证明，咱是普通人。干文物这行的，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三年可以不卖东西，但是，只要三年之内，卖出去一单，那么，还能再吃三年。这一行，需要淡定。干文物这行的，进去以后，发现这些人，喝着好茶，下着围棋，不着急，等着人来。可不能：瞧一瞧，看一看了，这个文物可古老了，大家注意，八九不离十，这是赝品，有可能，一百块钱，好几个。真玩意儿，要碰上识货的人，货卖识家。 罗振玉先生发现，几乎所有从事龟甲这一行的小贩，都说河南话，花了好多钱，最后，发现了这个秘密。罗振玉先生有魄力，有胸怀，不惜一切代价，搜集龟甲。这个东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个时候，公立图书馆，正在建设之中。想成为甲骨学权威，比登天还难。 大药铺，做药引子的，结果没有想到，这里边有字，是远古时期中国文化的一种遗存。两千五百年前，坟头里面的玩意，还做药引子，阴气多重啊，没有毒死，就不错了。罗振玉先生说，这是宝贝呀！千万不能再做药引子了。后来，罗振玉先生跟着溥仪，到了长春，说罗振玉是“汉奸”，但，罗振玉对中国文化，是不是有很大的贡献？ 再一个，溥仪皇帝退位了，故宫处理“破烂”，有很多“废纸”，捆扎了近万条麻袋，准备处理。要是到了造纸厂，这就彻底完了。有的纸，可是明代的，有的纸，可是清代的。那时候，大家不知道，这些“破烂”和“废纸”的价值，没有这个眼光。正好，罗振玉与闻，大吃一惊：啊，这些东西，价值连城啊！罗振玉，抢救出来八千麻袋。到了罗振玉这里，这批文物保住了，要不然，就到造纸厂了。说罗振玉是汉奸，但，老爷子干的这两件事，是不是有功于民族文化？不要动不动轻易地，就说人家是“汉奸”。1949年，那些“民族英雄”，文化大革命，黄钟毁弃，瓦缶雷鸣。 罗振玉跟了末代皇帝溥仪了，可以说，这个老爷子是个老脑筋，不愿意与时俱进，觉得袁世凯不如溥仪靠谱。清朝江山传到溥仪，是不是也有二百六十多年了。那些老人，不愿意跟“新朝”，生是清朝的人，死是清朝的鬼，生死与之，患难与共。 那些老头，所受的教育，就是忠于“旧朝”，他们接受不了忠于“新朝”。易代之际，忠于旧朝，就是“君子”，就是“忠臣”，忠于新朝，就是“小人”，就是“奸臣”。 如果有一天，比新中国更新的一个中国成立了，历史需要谢学友做“遗民”，那么，谢学友只能是新中国的“遗民”。有人说，不兴“新中国”了，兴的是“新新中国”，对不起，我就忠于“新中国”。生是新中国的人，死是新中国的鬼。 不像有的人，把自己的历史“擦”了，我的心依然留在“新中国”。五十知天命，人生的基本面，不是“新中国”吗！不是说“新中国”，合乎心中的理想，而是，在“新中国”活的时间蛮长。时间长了以后，难免就有情。周围的一切，无不拜新中国所赐。谢学友在新中国这一朝，出生，成长，结婚，生女；淘书，读书，教书，写书。谢学友上的学，中国人民大学，没有新中国，哪有中国人民大学呀！共产党进城以后，创建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先生们，要在这里听政治课。 想一想，出生在人民医院，注册户口，要找人民公安，读的报纸——《人民日报》，坐火车——人民铁道，打官司——人民法院，上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到北京开会——人民大会堂，文革时期，火葬场，还叫人民殡仪馆。 老辈人，罗振玉、王国维，就与清朝共存亡，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就与明朝共存亡，文天祥，就与南宋共存亡。哪怕元朝灭亡了，知识分子与元朝共存亡，从气节上，是说的过去的。 讲究气节，不绝如缕，代不乏人。从忠于旧朝这个伦理来说，罗振玉、王国维，乃最后一代忠于旧朝的士人。 1911年易代之际，清末民初，开启了一种新的伦理，忠于旧朝，就被说成老脑筋，守旧顽固；1949年易代之际，民末新初，这时候，忠于“旧朝”，不仅是老脑筋那么简单了，直接成为“反革命”，有被镇压的极大可能。 1949年，有很多老头没有到台湾去，可能由于，那时候，没有U盘，要是有了U盘，未必不走。很多老头藏书万卷，甚至三四万卷，这时，蒋介石希望老先生到台湾去，就问：能带上藏书吗？回答是不能。既然没有办法把藏书迁移到台湾，只好留在大陆了。胡适先生走的时候，国共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只能带上两部书——《水经注》和《红楼梦》，在东单临时机场，登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