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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的模式，常有多种。有老师领读的读书模式。它需要领读的老师对所阅读的书籍及其理论脉络、写作背景、作者概况、学术影响、理论流变等都有深入的了解。即其他读者对领读的老师之权威性要能认可并遵从。有老师布置，学生在规定期限内交读书笔记（作业）的读书模式。这需要参与读书的学生在领悟力和学术水平上大致齐平，至少其水平不能相差太大，以利于老师针对读书笔记，进行综合评判、总结并指导。这种读书模式，大致可以认为就是约聚三五同好，为了某种共同兴趣而读书。还有一种读书模式，我称之为学术报告模式，即针对一部书，安排其中一位学生在读书汇报会上做主讲，两位同学针对主讲内容，进行系统评议，最后进入参与者的互动和自由讨论。 对于指导一个学科、或者一位老师所带的学生们集体参与读书活动而言，第一、二种模式显然不太合适，因为一个学科、一位导师所面对的学生，不是、也不可能是十个指头一般长，对某个具体领域或书籍的兴趣爱好一般浓的。相比较而言，对于聚集一个学科的学生们集体读书而言，合适的模式只有第三种。个人以为，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能够导致强者更强、弱者趋强。所以，此种读书模式，大致可以适用于对某部书的内容了解参差不齐的学生——它不需要参与者对该书都有很深的理解，只需要借此能培养学生们的读书和学问兴趣即可。基于全面培养学生的需要，我才在青海民大法理学学科的学生中采取了这后一种读书模式。 就这样，在前四、五期读书会的基础上，再经过五、六期的读书报告活动后，虽不能说在学生中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至少能让所有积极参与者进一步对于所指定的图书之阅读范围，阅读方式，梳理和该书相关的学术脉络，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术评议，以及对报告人、评议人有“杀伤力”地进行发问、提问、并追问，有礼有节地展开学术论辩等问题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这导致即使那些对读书会兴趣不浓，在读书上进度较慢的学生，也对研究生期间如何学习，有了一定的认识。也因为这种持之以恒的集体读书活动，产生了一些很有培养前途的读书苗子，如多杰昂秀、胡勇、赵康仪、孟德旺、朱未、肖娜等。这一举措的衍生效应是该校法学院宪法行政法学科也跟着举办了相关系列读书活动。其后青海教育厅聘请到该校任职的“昆仑学者”、中山大学马作武教授也主持了几期有关中国古典法学名著的读书活动。到我聘期届满之际，这种读书模式在青海民族大学的多个学院（如民族—社会学院、藏学院）推开。或许，这也是我在青海陆续工作三年所留下的一份“财富”吧？ 2015年夏天，当我聘期结束离开青海时，读书会先后进行了16期。其后，在淡乐蓉教授主持下，这一活动一直坚持到2016年年底，“法人类学读书会”共举办了26期。一个月前，乐蓉来信说：青海民族大学副校长、著名人类学家马成俊教授期望能把读书会已经整理出来的内容公开出版，并给我寄来了已经整理出来的部分读书会之录音录像的文字整理稿。我翻看了一下，正好整理了26期读书会的一半。其中我所参与的前16期读书会或许是没有录音录像的缘故，只整理了3期。尽管这部书只记载了该系列读书会之一半的内容，但相信藉此书，完全能够勾起参与者对这个系列读书会的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并对该校未来的读书活动有所裨益。因此，我同意并支持该书的出版，并应乐蓉要求，为该书策划书名，初步约定出版机构。 曾几何时，“活到老、学到老”是国人十分信奉的一句格言。之于读书活动，这句格言也照例适用。读书活动，不仅要读有字之书，以把握某种理论的逻辑体系、发展脉络、社会影响；也要读无字之书（特别对法律人类学而言），它更是要把书本上所获得的知识运用于实践，既在实践中检验书本知识的可靠程度，又在实践中继续发现、总结和提升书本的理论知识。诚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愿此书的出版，能够作为一面镜子，既通过其发现这些读书活动所存在的不足，也为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展开读书活动提供一份可资借鉴的参照。 是为序。 陇右天水学士谢 晖 2017年5月25日序于广州。 2017年5月30日（端午节）改定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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