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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2016]鲁15刑初33号），本案因被害人可能存在侮辱苏明霞（于欢之母）情节而被称为刺死辱母者案。该案为媒体与公众广泛关注，成为一桩公案，通读本案一审判决书，心有所思，以为探讨。 关于本文，是基于如下三个前提：一是未生效刑事判决书具有法律效力。于欢案已经上诉并为山东省高院受理，因此，它目前是未生效的一审判决书，最终能否生效，要看二审法院怎么裁判。一审刑事判决书未生效并不等同于没有法律效力，在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情况下，二审法院不能作出刑罚更重的判决，这至少可以表明一审刑事判决书一经送达，就有法定“既判力”。二是争议案件刑事判决书应当具备更多要素。每个工作日，法院都会产生数量众多的刑事判决书，这些判决书中，数量居多的简单案件，符合“两个基本”（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收集、出示的证据也无异议，对定罪量刑也无实质性异议。于欢案则属于争议案件，也是疑难案件，控辩双方对定罪量刑有关的个别事实与法律的定性，意见很不一致，这就需要判决书更详尽地描述事实，更多地进行分析与论证。三是以看者的视角观察判决书。我不是法官，除了学习法律的时候写过粗糙的模拟判决书，未曾写过判决书。从阅读哈特《法律的概念》一书受到的启发，我们观察和评论判决书，既可以从法官应写的角度，也可以从阅读者想看的角度。从阅读者的角度：判决书主体部分应该是议论文与记叙文的结合体，前半部分客观地记述案件事实，后半部分对相关的事实进行分析推理，还要视情况对判决的结果进行论证。 通过阅读于欢案一审判决书，主要的感受是：争议案件刑事判决书，应当重点考虑以下三方面要素。 1、记述事实准确完整。总的而言，判决书是对相关案件的事实进行的法律评价，准确的记述事实则是必要前提，记述案件事实，应实事求是地记录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判决书记述的事实，并不一定是完全与客观情况一致，这可能是因为证人的记忆不清，法庭科学的局限性等主客观原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真实偏离客观真实：有些不影响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是可以忽略不计，这亦是“两个基本”的要求；对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事实，则不应被忽视，无法查明而存疑的，需要依据证据规则作出认定。在于欢案一审判决书中，所记述的事实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部分事实记述不全。比较突出的是“出警民警用执法记录仪记录的案发当晚出警情况”与“冠县公安局关于本案有关情况的说明”这两份证据，具体内容均未在判决书中进行更进一步的表述，这就好比一篇文章只见题目不见内容，于阅读者而言，写了等于没写，根本不知是怎样的一个出警过程。判决书认定：“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而于欢辩解称：“派出所的人劝说别打架，之后就去外面了解情况了，其他人让我坐到沙发上，我不配合……他们就开始打我了，我就从桌子上拿刀子朝着他们指了指，……他们过来还是继续打我，我就拿刀子冲围着我的人肚子上攘了……”于秀荣（于欢姑妈）则在接受媒体采访中称：“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假如于秀荣所说的是真实情况，则判决书的认定是有问题的，而实际上，执法记录仪是最能客观体现“有无防卫紧迫性”的客观证据。因此，没有在判决书记述具体出警情况，显然是一个错误。 二是矛盾事实缺少说明。判决书中记述如下证人证言：“苏银霞证实，我们厂子因为倒贷款于2014年7月份从吴学占那里借了100万元，口头约定是百分之十的月息。”而书证则是：“赵荣荣与苏银霞之间的借款合同、借据、收到条、转账委托书、转账凭证、二手房买卖合同等证实二者之间的借款、还款事实。”两份证据对不上，法官照理应对此进行调查，并将这一过程记录到判决书中，否则的话，对阅读者来说，看到的是一个有缺漏的故事。 判决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证据进行的归纳与概括，因此，在记述证据的时候必然会有所取舍，过于冗杂显然是不足取的。但在取舍过程中，如果为精炼而精炼则更不足取，它有可能会词不达意，也可能会断章取义，两害相权取轻，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宁可多用一点文字，也要把事实全面准确记录。 2、庭审过程充分展现。以审判为中心，要求所有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都要在审判中提交和质证，所有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项都要经过法庭辩论，法官的判决必须完全建立在法庭审理的基础之上，被告人的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必须得到充分保障。以审判为中心，其表现就是在判决书中要完整记述整个庭审过程，仅仅在庭审笔录中有所体现是不够的。庭审笔录是一份详实的记录，相比判决书，其是未经加工编辑的原材料，可读性不强，而且不对当事人以外的公开。于欢案一审判决书，难以体现以审判为中心。 一是庭审过程记述不全。相当多的刑事判决书，其主体部分基本结构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辩解及辩护人意见，法庭查明事实，法庭认定证据，判决结论。这种判决书结构比较适合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但并不非常适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庭审过程记述完整全面容易言多必失，产生各种失误，从而招致阅读者的各种批评；但庭审记录过少，却可以使阅读者除了批评文书过于简略之外，连发现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争议案件民事判决书，往往把原被告双方的观点写得清清楚楚，证据质证采信过程记得明明白白，在征询双方意见的基础上归纳争议焦点，相比之下，争议案件的刑事判决书相形见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