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才能保护得来的利益

坑人不利已尊崇成功者一个需要骗子并且产生了骗子的时代骗子辈出的时代 2010年春节晚会上，魔术师刘谦的表演，是整场晚会最为精彩的一档节目。我们看到这位年轻创造了不可能的奇迹——他的手穿过玻璃，拿到了那些钱。尽管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场魔术，但魔术师的神奇的手，还是骗过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然而更为奇妙的是，这一档节目出现在春节晚会上，仿佛是一个谶语，预示了接下来将会出现的一系列怪诞的社会现象。更为神奇的魔术，是社会上一些成功人士，他们高明的手段，将神奇地攫取更多的钱财和名声，让刘谦相形见绌。随着“悟本堂”的倒掉，“神医”张悟本的江湖骗子的真面目昭然若揭，一夜之间，从“神医”变成了“骗子”。他的神奇医术、他的华丽言辞、还有那比仙丹还要可爱的绿豆汤，，用流行语来说，就是他的“忽悠”手段和工具，统统变成了笑料。张悟本并不高明的骗术，为何征服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实在是发人深省。然而，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制造“神医”骗局，张悟本并非第一个，而且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据说，包装捧红张悟本的营销团队称，倒了一个张悟本，我们马上可以捧出李悟本、刘悟本。我相信他们并没有夸大其词。并非营销公司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而是在今天，张悟本这样的奇迹般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太容易获得成功了。他们遍及各行各业，个个精通成功之术，并意愿为赢得成功而付出任何代价。在并不太长的时间段里，仅从大众媒体上，我们就看到了诸如唐骏、禹晋永、王亚丽、李一、董思阳，以及学界形形色色的抄袭者等一大堆例子，而且一个比一个神奇，一个比一个更出人意料。这是一个需要骗子并且产生了骗子的时代。中国式的成功神话 “打工皇帝”唐骏的传奇，奇迹般地演绎了传说中的“穷小子变富翁”、“灰姑娘变公主”的童话故事。现实如同童话一般美好，同时，看上去又是那么真实可信。骗子们之所以能够忽悠成功，也在于利用了公众迷信奇迹的心理。在“成功神话”的光芒照耀下，暗淡的日常生活似乎充满了希望。对于公众来说，他们太需要奇迹来赢得成功了。事实上奇迹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欺骗。依靠奇迹成功的人士，跟“骗子”只有一纸之隔，甚至，“奇迹”与“欺骗”往往就是他们的正反两面。在某种程度上说，唐骏式的“成功神话”，仿佛就是这个国家经济腾飞奇迹的缩影。以牺牲诚信和核心价值为代价，片面追求速度和成功的奇迹。仅就速度和奇迹方面而言，唐骏模式就是“中国模式”，一种特殊的“中国制造”。这种中国式的成功人士，如同那些用劣质的材料、粗劣的工艺生产出来的假冒伪劣商品一样。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依靠媒体的鼓噪和推动，把垃圾变成黄金。可以说，他们以极低的成本，赢得了极大的利润。从营销学角度看，他们是成功的。因此，悟本堂营销部门的说法，自有其道理。但其内在价值却是一派匮乏和空洞。这种畸形的“成功学”，也暴露了我们这个社会在制度层面的某些弊端。如果只有奇迹才能够获得成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社会给公众，尤其是那些出身平凡的公众的机会太少。他们要出人头地，不得不乞灵于奇迹。如果社会不给一个恪守诚信的公民以机会，不给脚踏实地的劳动者以报偿，那么，就等于是在鼓励人们通过不诚实和不道德的手段来创造奇迹。这就必然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所谓“格雷欣效应”。逆向淘汰机制，破坏了社会健康的人才机制，也败坏社会的道德肌体。公众的势利心理公众的势利心理也助长了坑蒙拐骗之徒的胆大妄为。娱乐化媒体的推波助澜，将公众对成功者的尊崇和敬仰，变成了一种“粉丝”式的崇拜。成功人士迅速“明星化”和“偶像化”。只要成功了，只要成名了，无论对错，一律拥护。即使是在文化界，也弥漫着这样一种偶像崇拜的风潮。从“郭敬明抄袭案”和“汪晖抄袭案”中所显示出来的言论倾向，可以看出，学者（作家）明星化，学生（读者）粉丝化，学术不再是求真意志的体现，而是话语权力的争夺和学术圈利益的再分配关系。公共的学术平台也不复存在，只有一个个利益小圈子。知识理性被粉丝化的迷狂所代替。因为对象是偶像，所以，他即便抄袭，也还是偶像。对成功者无条件的崇拜和无原则的追随，暴露了公众内心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心理和利益至上原则。唐骏事件看上去似乎这个时代很重视学历，很重视文化知识，以致像唐骏这样一个很有能力的人，都不得不去伪造学历。但事实上，所谓学历、文凭之类，也无非是一种特殊的沽名钓誉的工具而已。一些人之所以热切地追求高学历，仅仅是因为它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而并非出自对知识、学术、艺术的热爱和尊崇。在应试教育模式下，读书也是为了现实的利益。知识从一开始就被工具化。从一开始读书，到后来的专业选择，教育并不培养学生对读书的热爱和对知识的兴趣，而是被看做是一种长线投资。在大学里，那些看不到直接的利益回报的专业，如人文类，就很少有人问津。而涉及金融、实业、技术类的专业则爆满。由于知识与精神价值相分离，纯粹成为一种追名逐利的工具，那么，得到一份证明知识水平的文凭，跟一个人的精神追求无关。它可以成为一桩买卖，哪怕是一桩弄虚作假的买卖，也都无所谓了。惩戒机制的缺失骗子无所不在，并非当下中国才有，每个时代都有形形色色的坑蒙拐骗之徒。但当下中国的骗子窃贼却有一种卓然不凡的特殊品格——他们能够在骗局被当众戳穿的情况下，化劣势为优势，变坏事为好事。如前不久发生的所谓“汪晖涉嫌事件”。事发后，当事人不去澄清自己的不轨行径，却要去质疑揭发者的动机，把一个抄袭事件提升为思想观念的派性分歧，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禹晋永、董思阳等人那里的情况也一样，他们在被揭发的情况下，竟然向媒体发出威胁。事实上，无论何时何地，鸡鸣狗盗之徒的行径和手段都大抵相似，而在败露之后却毫无廉耻反而显得理直气壮猖獗一时的，却只在当下中国才有。无论是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道德规范还是现代所尊崇的“契约诚信”的法则，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监管和惩戒机制的缺失，也是造成当下社会，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等恶劣之风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这也暴露出另一方面的制度弊端。不道德的行径，缺乏公共舆论监督和谴责，也缺乏有效的惩戒机制，以致骗子因道德和利益上的低成本，而有可能获得高回报，他们愿意去冒一下险。即使事情败露，他们也依旧可以蒙混过关。每一年都有许多学术不端行为被揭发，但得到严厉惩处的却很少。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还可以通过某种利益交换而逃避惩处。惩戒机制的缺失，同时也让其他人觉得不公平，乃至产生了不作弊白不作弊、不偷不骗反而吃亏的心理。借助丑闻来赢得舆论关注，这一点可能是娱乐界的潜规则。因为丑闻也有传播价值，媒体可以利用这种丑闻，扩大炒作。作弊者也借机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然而，这种娱乐文化的原则，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价值准则。文化的“泛娱乐化”，正像病毒一样迅速扩散，给本就虚弱不堪的精神生活以致命的侵蚀。给失败者以尊严在一个尊崇“丛林原则”的环境中，失败者是没有出路的。弱肉强食、赢者通吃，驱使人们不断地去竞争、去赢得成功，无论以什么样的手段和途径。金钱、智力、美色、身体、权力……可以调度的任何资源，只要能够换来利益和成功，都将被人们所征用。而那些缺乏这些资源的社会阶层，必将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下风，处于丛林食物链的底端。一旦落败，则一无所有。骗术是畸形“成功学”的最为恶劣也最为凶险的一招，它近乎孤注一掷。然而，与骗子文化相伴随的，则是对强权的崇拜。只有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才能够保护通过骗术得来的利益。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只是尊崇成功者，更重要的是，它还给失败者以尊严，并始终有机会获得成功。如果不能给失败者以生存的机会和尊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滋生骗子的土壤，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和健康的社会伦理。张闳的博客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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