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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有关陈述，苏银霞因对他人负有债务，他人曾亦至其公司追讨而苏进行过报警，苏银霞有应对经常性追讨的一定经验。且，在实践中，债权人追讨虽然有言语威胁及一定的殴打行为等，但如果债务人不是过多反制等，债权人采取严重暴力、伤害的情形之比例相对较少，毕竟是以索要债权为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被害人要伤于欢等人，于欢的伤情轻微到可以忽略，且伤情是双方冲突时产生的，也不是被害方单方施加的。所以，于欢的行为为何是正当的，相关依据并不充分。也正因为此，判决认为“被告人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欢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这其实是综合全案证据作出的理性和专业的判断，但在舆论声浪中，这种最直接、最中肯的判断，却被淹没了。 3、辱母防卫并未发生，即使于欢因死者辱母而发动防卫，也因其防卫不适时，不属于正当防卫。 确实，目睹母亲被侮辱任何正常人都会竭力保护，这是人的天性；如确属实，也符合防卫的条件。但如上文所述，本案证据足以说明，于欢伤人行为并非发生在其母被辱之时，而是发生在其与死者等人就离开现场一事的冲突中。此时伤人，更倾向于愤恨积累下的报复，而不是单纯的防卫，即使其目的、原因还是因母被辱，防卫之时也不存在侮辱行为，按照正当防卫认定条件中的“同时性”，其也不能够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而是防卫不适时。 笔者也注意到有专家援引古代诸以行孝为情由的案例，但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陈子昂所倡“诛且旌。诛杀人者，而旌行孝”。 4、本案防卫意图不明。 在正当防卫案件中，被告人的行为动机是出于防卫意图而不是伤害意图，我国法律在防卫意图的认定上是近乎苛刻的，这基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否则任何一般甚至轻微侵害行为都可以正当防卫为名进行反击，即使过限也可要求以防卫过当进行减轻，这有悖于我国的提倡容忍礼让、反对私斗的文化传统，这也是为何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案件认定极少。 本案当中，双方是因非法高利贷行为引发的纠纷，这种非法性本身就不受法律的提倡，可以说苏银霞自身的行为将自己和家人陷入案发时的困窘境地，法律无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毛细血管。在游走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解铃还须系铃人”。于欢在其母被辱时没有选择爆发，而是在之后的冲突中抽刀刺死1人、伤数人，我们能理解他的愤怒、悲怆，甚至深深的同情，但这种情绪在不适当的时候爆发，并导致他人生命的逝去、身体的重创，防卫与伤害仅有若隐若现的界限。于欢跨过了这条界限，就应当承担刑责，法律就像没有感情的机器，不为人情所动，正是如此，才能“其平如水”。 综上所述，本案中，很难得出于欢具有防卫必要性、正当性的结论，且辩方仅提出相关观点，又不能证明防卫必要性、防卫意图及辱母防卫事实的存在，依法不能认定构成正当防卫及防卫过当。原审认定事实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于欢致死一人、重伤二人的严重后果及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的情况，作出无期徒刑的量刑结果是适当的。 — 肆 — 至于网友们搜索出一审法官的转业军人身份，或以应保持中国人的血性等作为一审判决之错误，虽然可以视角多维，但均应切中及围绕本案核心进行评析。对这些多维视角，可以进行多元化下的讨论，从而完善制度，但依上述评析，尚不能作为认为一审错误的法定理由。 正当防卫是家喻户晓的法律常识，法院审理时不可能不加考虑。事实上，原审判决对相关证据有了充分的展现，对不构成正当防卫的理由也有所论述，但是理性的判决读起来显然不如“xx蹭脸”之类花边消息般有滋有味。民众多抱善良之心，在不了解内幕之时，有可能被心之人利用。此案影响如此之大，大概在于触动了母亲在常人心中尊敬伟大、不容受辱的国民情感。然而，信息传递的偏差、专业知识的壁垒，使得民众接收到的信息不一定是正确的，而情感与法律又是两码事，外行人对法院、法官指责，好比是寸指测渊，仅仅在表面，内里多少内容，多少法律规则，可能并不清楚。 笔者不反对舆论监督，但也认为，在自媒体语境下，发声但不干涉、讨论但不枉断，让法律的回归法律，在有关方面引起足够重视后静待其评判，方为法治下的公民之举。 “法律不外乎人情”是大家在讨论案件时经常援引的。但此人情人心需要从普通民众的心理出发、从民众需要的现实安全和保护着眼。如果动辄以血换血的原始同态复仇，相信这个社会并不会安稳。社会之所以有法律及司法，就是每个人需要将自我的一定权益让渡并对自我有所约束----虽然有时确实会让个人个体感到憋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