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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于《临平山》2017年春季卷 一 讨论课的英文名称为Seminar，经常被我们戏称为“撒米娜”，教师去上讨论课也就被我们戏称为是去“撒米”，没想到这次风水轮流转轮到向来被人“撒米”的我去给人“撒米”了。 与我们传统中（以及大部分人印象中）乌压压一片学生挤在上百人，甚至好几百人的阶梯教室里由教师从头讲到尾的讲授型课程不同，“撒米娜”是仅由少数学生（为讨论的充分与有效而言，最多不宜超过三十人）在专门为讨论课设计的小教室里面围成一圈在教师之前布置的主题和阅读文献之下，进行报告和讨论，老师则要负责主旨的确立以及对讨论的引导和问题的回答。“撒米娜”是所谓高校研究性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作为我国高校改革先锋人物韩公水法最为强调的一个部分。“撒米娜”其实是一种更为符合教育本义的授课模式，在第一轴心时代的孔子和苏格拉底差不多都是使用这种模式与自己的学生们教学相长，当然，这也是目下国内外许多顶尖高校的基本课程设置。至于“撒米娜”的效果到底如何，或许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会得到较为合适的评价，但至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撒米娜”相比讲授型课程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都更高，教师要对课程的设计、参考文献的提供和整个课堂讨论都更为投入心力，而学生在课外的阅读与报告的写作、课堂上的报告和讨论也让他们不可能是在“打酱油”。这里也还涉及到一个所谓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二元对立到这个二元对立的转化和消弭的进程。 值得庆幸的是，我之前在浙江大学期间就已经接触过此种授课方式，在苏格兰期间也参加过老桑主持的撒米娜，在之前一年也参与了韩公的几门讨论课课程，所以在自己开设“撒米娜”的时候并没有多少陌生感，存在的只是“角色转换”问题。 二 因为北大哲学系分为八个教研室（这也是为何在中国对应的哲学二级学科有八个的原因所在），外国哲学专业又可以按照国别时代研究领域之类的标准再做进一步的区分，加之我这种博士毕业没几年的愣头青和一些大牌教授在同一个时段开课，所以我这次“撒米娜”的参加者并不是太多，最多的时候也就十几人。不过相较研究道教的程乐松老师有次上课只有两个学生而言（他当然根本就不在意），十几个人的“撒米娜”在北大哲学系也算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了。 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还是编外讲师的叔本华（他后来放弃了学院哲学家生涯，终身都没有在大学体制内得到认可）和当时如日中天的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同一时段开课，本来就没有多少选修他课程的学生到后来被其越来越少。至少当我望着下面近十位参加“撒米娜”的进修教师和研究生朋友们（有时还会有几位旁听的朋友参加，但这些没有事先充分准备的人多是不能跟上讨论而半途离开的），我觉得自己至少比叔本华还是要好一些。 三 研究性课程的好处其实还有主讲教师可以通过与专业人士或半专业人士的讨论以对他正在写作中的或者正在构想中的书稿进行修改或清晰化，毕竟研究不能只是独白式的（自说自话的），而应该是对话式的。毕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很多人持很多切入视角的讨论比自己一个人俯首案前瞎想自然要好很多。 当然，按照目下学术圈的惯常说法，一个人不出版一本教材或讲义（即使根本没人会拿来用），出门都不好意思介绍自己是在这个圈子里混的。遥想起当年康德黑格尔的讲义都是在他们身后由学生整理出版的，或是之前的老派学者一辈子的工作就是对一门课的讲义进行反反复复的修改以期晚年能够以思虑非常成熟周全的形式出版。但现代学术事业早就已经没有那一份的固执或矜持，一位学者每天晚上写几千字已成为惯例，一两年时间内不出版一本书就会被认为是在混日子，这不仅是能不能在学术圈中立足的问题，甚至撑过各种科研考核得以继续生存下去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我一直坚信我所写的东西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以及对既有研究是有足够增量的，那就可以了。虽然和老派学者相比，这已经是一条非常低的、将就的原则了，但和目下学界那些欺世盗名、滥竽充数的人比起来，却是一条非常高的原则了。 四 当我几个月之前精疲力竭地上完第一节课后（其实每一节课上完之后我都是如此感到身体被掏空），把学生拍的讲课照片发送到了微信朋友圈。父亲看到后，不免有些感慨。他和我说，从高中毕业做民办教师到后来读大学再去学校教书，做教师这份工作也将近四十年了，他对自己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能够站到北大这种讲台上去讲课很是感到遗憾，但是自己的儿子今天做到了，他感到很欣慰。其实在这里我想说正是在他的熏陶和支持下，我才慢慢走上了学术道路，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如他所愿成为一位物理学家（家父大学修的是物理专业）。 最后还想顺带说一句，因为在北大教学科研方面的贡献，我获得了名额为总在站博士后人数百分之五，及哲学系唯一一位2016年（总第十二届）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后奖。我总是习常性有些略显浮夸地提起我所取得的成绩，这不仅是因为我比别人做得更好，而且更是因为这是对我努力的一份应得的奖赏，这就像在前线冲锋过、负伤过的士兵可以骄傲地将勋章别在胸口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