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监狱话题：在忙碌与闲适之间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岁月随想 2016监狱话题：在忙碌与闲适之间 ◇ 楚航今天是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不知何时起，随东西文化的合壁与交融，国人也称今晚为“平安夜”了；当然，明天就是西方人为纪念耶酥的圣诞节了，据载第一个圣诞节是在公元336年。虽说中国人大都不怎么信基督，只信奉神灵与观音菩萨，或佛教什么的，但这并不影响芸芸众生为祈祷美好的明天，为迎接新的来年，借此节日来表达对未来人生的一种精神寄托吧。回顾即将过去的2016，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单位的工作状况，总体还算是平安的，自己的工作没有出现差错或意外，老婆每天也平安归来，孩子也顺利在异国求学；本人所在单位没有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在忙碌与闲适之间，我自然想到在此留下一点过往的思绪。一、病态的安全模式作为35年的老监狱人，说实话，我的总体感觉是，上世纪物质文明的匮乏表现为没有手机/电脑，没有私家车与住房，没有几千块的月工资，没有……正是这些“没有”反而使我们这代人那时的精神世界感到充裕，心灵感到愉悦，生活感到快乐，整天要么是泥巴裹着裤腿与囚犯们朝夕相处，要么满脑子里装着是他们的衣食起居与改造秩序的管理，而今天物质的富有反而使人们陷入一种精神状态的困顿与起伏，是现在人们的欲望多了？还是对生活的期望值更高了？以至于物质条件越发展，科技越进步，人的精神需求反而更觉不满。每天出入现代化的科技监狱，一道道机械僵硬的安检门，使你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因为你不能带手机进入监狱，哪怕是你的爹娘妻儿、兄弟姐妹有什么意外，也联系不上你，只要你一上班，你必将成为一个失联的人；即便因业务工作的需要，上司也很难找到你；同时，你的身体还要遭到强迫性的安检，即便是公文包、药品、学习用具或书籍等也不例外；你从早到晚坐在监仓内须臾不得擅自离开，因为有指挥中心的视频探头正无时无刻地盯着你，一旦违规，将有电话打到基层的值班领导那儿，你及你的单位将被连带扣分甚至被通报批评；因为你在夜间从凌晨到次日早上值班，坐在视频系统前是不能睡觉的；远在省城的监狱局的远程监控也不断在扫描不同地、市、州监狱的每个角落，一旦发现有漏管失控之嫌，马上省里的通报会将这所监狱的所在单位与事由列入网络，被责令整改……正是在这样一种科技监视的氛围中，基层的监狱人承载着一种职责与人格上的冲突，他们知道，这是安全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管理与服从，一种迫不得已的角色扮演，一种职业心理纠结与人格撕裂的无奈。所以，只要他们“到点”后走出监门的一刹那，无论仰望天空的星星，还是看着东方的日出，他们的心情会立刻感到神清气爽，一下子感觉到了什么叫天壤之别！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职场的一种成功经验呢，还是一种人性的扭曲？同样还有不同批次、不同类型的监狱人，他们的日子或心情就不一样了：他们与监管安全的风险无关，他们不必接受身体上与人格上的“检阅”；他们没有被监视与考核扣分的危险。当然，其中一些人也很忙，从周一到周五，有的忙着开会，接二连三地贯彻传达着上级领导的会议精神，忙着罗列本单位大一二三与小一二三的问题与对策；忙着应接不暇的各类审批签字与接听来自各条线上的电话，有的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这是真的，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人格与思考实践的空间。有的人忙着按领导的意图整天宅在办公室里、电脑桌前，或按领导的意图挖空心思地起草这样或那样的文件和事无巨细的考核条款，一份份文件、一条条制度强制性地灌注给基层去执行，他们很少有时间，或根本就不下基层调研制度的可行性与操作性；他们只知道要认真地机械地执行着考核扣分的督察条文；正是这些忙着开会的首脑们与忙着起草文件的操盘手们，左右着基层监狱人的工作节奏与安全态势，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基层监狱人是不需要太多思维与创新的，只需要按上面的要求严格执行就是了！有的监狱基层人身兼数职，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疲于奔波，夏天一身臭汗、冬天一脸鼻涕，他们要填写好一张张业务单据，从监院出来然后走上20到30分钟不等的路程，在不同的监管大楼或机关大院、或医院、社区、宾馆等地，找到5个不同的“公公婆婆”去签字，有时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审批签字；这样有时一个单据或一张审批表，婆婆们不在家，你就得等他们回来后再去重复上述的路程；人们不仅要问，你们不是科技监狱吗？为什么不在网上完成？不行啊！公公们说了，俺一般不上网，你们要严格执法，程序到位，就得亲自来找我签字；婆婆们也才开会商议过，三、五个部门都得过目签字，要杜绝司法腐败嘛！监狱前不久搞了个OA系统培训，说是要分期分批的搞，结果第一天软件开发商在上面讲了半天，而坐在下面没有笔记本的裸身监狱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最后纷纷悄然逃离了会场。整个培训就此夭折；基层一个身兼数职的干事、内勤要包揽来自不同业务科室的考核与检查，所谓的监狱民警专业化，其实那还是一个遥远的神话，有的基层单位只有2-3台电脑；有的根本没有打印机、没有电脑，别说业务要在系统软件里完成，许多基层监狱人连软件的门在哪都不知道。所以，还是喜欢传统的模式好：一个罪犯因看病外出就诊，需要等数小时的徒步审批，一个罪犯需保外就医，需要等数月的层层审批；一个需要整改的机制问题，需要在各类会议上重复N年。于是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安全冲刺日，日日都是安全隐患排查日，因为“安全为天”嘛！不知什么时候，这些监狱人以国家的名义，为了保全自己的权位来了个偷天换日、偷梁换柱------将“安全为先”改成了“安全为天”。监狱无疑需要安全稳定，这是开展教育改造与劳动生产的前提条件，也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应有之意；但过于追求安全效益而不顾及根本、基于保全自己的位置而不顾及警囚的人格感受与改造宗旨，实在是一种过犹不及的病态心理！有时甚至使我想到了道家的一句经典，什么叫“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以，庄子曾痛心疾首地揭露出“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政治丑态。一名罪犯用鞋带或用床单撕成的布条去自杀，或一名罪犯用车间的劳动工具将他人打伤，当然或多或少可以从安全管理上去寻找原因，但也不至于将所有罪犯穿有鞋的带子全部剪掉，甚至干脆来个全部使用“无带鞋”的规定；人走路没有鞋带怎么成？为了避免开水被犯人用来恶意烫伤他人，监狱规定犯人只能喝温开水，病犯要泡面就成了问题，喝坏了肚子怎么办？又得劳命伤财带着犯人去看医生；一方面监狱不断地接订单从事服装、电子等加工，自然涉及到使用金属工具；一方面为防止罪犯酿成伤害案件而不得使用剪刀，即便是链化、固化的剪刀也同样可以用来伤人，这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么？基层监狱人自己在日常监管中主动发现与成功制止了一名罪犯自杀，将此狱情及时上报，监狱同样将这个基层领导或民警予以处罚，公平与天理何在？与其这样，干脆以后遇到同样的情况自行消化处理好了，我还上报干什么？遵循“安全为天”的政治逻辑，即便是监狱出了安全事故，但这所监狱真的塌了吗？没有，天塌了吗？也没有！最后那个直接管理自杀者的基层监狱人、单位责任人成了被追究责任的对象，因为你不追究他，上级就要追究监狱长的责任；他无论如何，怎么也躲不掉这场人为的横祸。一个心理问题严重、经基层监狱人多方帮助、开导、挽救、监控的罪犯，他铁了心寻死，选择的时空、方法、手段是很多的；而现在监狱对基层提出的要求是，令罪犯“不想死、不能死、死不成”。这个“三不”定律看似简单，落实起来就很复杂，估计难度高于攀登珠穆朗玛，而且这样的主观定位，似乎违背了人间风险的控制规律。这个世间每天有多少人自杀？每天有多少人在医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如果因道路交通事故而死亡就必须追究交警的责任，病人死亡必须追究医生的责任，学生跳楼必须追究老师的责任，恋人自杀法院必须判决另一恋人的责任…..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怎么维系发展下去？从事上述职业的人还怎么能正常的工作？但个别的监狱高层人却勇敢地提出了对待自杀的“三不定律”，真可谓“无知者无畏”也！其实，这其中除了自始隐藏着一条“官本位”思想外，还更多地暴露出国家层面对监狱罪犯自杀等非正常类、正常类死亡处理的法律问题。正因我国监狱在这方面的立法与司法制度不健全，过于担忧社会媒体或网民对监狱的责难，才造成了当今这些令人尴尬而无奈的刑罚现实。以上仅仅是目前监狱安全模式的一个侧影，我们不禁要问，当今的监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过去那种在田野上，在车间里，在球场上，管教干警与罪犯们屈膝谈心、会心交流、文体互动的情景不见了；过去那种罪犯亲属、社会团体进入监内联合帮教罪犯的场景不见了；过去那种管教干部为病犯端一碗鸡汤面的情形不见了……一句话，因为这些做法“不安全”，似乎只有整天将囚犯们关在一个笼子里才最安全。从此，监狱警察的人格感召力量消失了；同时却有不少人又大唱特唱监狱文化建设的高调！而当今的形式主义、本位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却越演越烈，这种变异甚至病态、舍本逐末的安全模式何时才是尽头？二、昌明的刑罚执行监狱定位于“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始于1994年的监狱法，我们不再称之为劳动改造机关；虽然监狱法实施细则至今没有出台，但高层政法机关尤其是司法部在政策研究、制度建设等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监狱狭义的“刑罚执行”主要指监狱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狱务公开等内容，从过去罪犯计分考核到减刑材料的呈报与法院裁定，走的是一条粗线条的路子；而狱务公开走的也是一条主观随意的路子，但从2003年监狱体制改革以来，尤其是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中央政法委对刑罚政策的相关调整以来，我国监狱的刑罚执行更趋于法制化、文明化与人性化。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2016法释（23）号文，关于罪犯减刑假释的新规，针对三类罪犯、不同刑期罪犯的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期间、减刑幅度等做了更为严格科学的调整与解释，使监狱呈报罪犯减刑具有更为明确的操作性；再如司法部2014《监狱暂予监外执行规定》与2016《暂予监外执行程序规定》，这两个规定可以说是目前我国监狱操作罪犯保外就医的执法大纲与行动指南。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无论是病情条件还是刑罚条件都更加成熟与合理。而且辅之以与社区矫正机构的衔接机制相配套，使监狱与其他政法各部门的责、权分配更明晰。在这样一种日益进步的刑罚环境下，我们看到不少符合条件的罪犯体验到了国家刑罚“恩威并施、宽严相济”的政策力量；他们从内心深处感激国家刑罚、监狱政策对他们的感化与挽救，使其树立起重新做人的勇气与决心。2015年冬天曾被监狱暂予监外执行的一名罪犯H，前不久来电话与我长谈，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世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除了表达对监狱的一种感激之情外，还提出并咨询了想将自己健全的有关器官捐献给医疗/科研机构的想法，他说，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已经很久了，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民的一种赎罪心理，好让自己今后在天堂里心里好受一些。2016年夏天一名生命垂危的罪犯Y，经法定程序启动暂予监外执行后，因病情转入地方医院住治，监狱每天安排警力24小时在医院陪护，辅助医生进行救治；同时刑罚执行民警多次与地方社矫部门沟通联系，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放弃十一的长假休息，立马到省监狱局汇报案情，省监狱局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批复了该罪犯的暂予监外执行。由于该犯处于病危状态，监狱一面出动警车与医院救护车，远程几百公里将该Y转移护送到其所在的城市医院，一面派另一路人马赴当地司法局社矫部门联系，连夜办理移交手续，最后双方风尘仆仆地赶到该市医院急诊室探视该犯的病情；当然十一那天的晚餐只能拖在晚上11点才吃。病犯的妻子与儿子当时看到此情形，她们感动得流着泪水，却说不出话来……我们说当今监狱的刑罚执行正不断进步，但丝毫不避讳一些立法建制上的不足：如监狱内部审批程序上还有一些官僚主义的做派，尤其是对病犯的司法鉴定机构与监狱双方的信息流转时限、监狱与监区之间对担保人资质调查/审查的主体责任与完成时限、地方社矫机构对罪犯社会危险性与是否接受的调查评估的回复时限等，这些执法流程机制的立法还需进一步完善；另外，对于确有重大疾病、生命垂危的病犯，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但地方或家属无人接受，无人担保的情形，地方政府与司法/社矫部门、社会医疗机构是否需要建立一种人道主义的救助机制，从人员、经费、医疗、监护等方面，完善特定罪犯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而在法院与监狱之间，对于一些已在地方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因其重新犯罪而被收监；或因公安、检察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措施是否抵折刑期的法律文书及其送达方面，在与监狱的文书交接上似乎还有一些盲区或断链，这对监狱的刑罚执行留下了隐患。当前对于监狱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力量与机构设置问题，也是刑罚执行要认真研究与对待的问题。目前的主要冲突是，国家刑罚制度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办理的专业化与监狱基层民警岗位设置综合化、看守化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以至于每季度监区上报给监狱的材料被打回，监狱呈报给法院的材料被退回的问题比较突出，这是什么原因呢？起于基层的第一手材料来自监狱从事“看守”岗位的一线民警，他们很少从事过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办理，即便是上面印发的一些新规的宣传、教育、学习，也很少落到实处，因为你要他24小时对罪犯不脱管，他怎么可能像预审、检察、法官、律师那样，静坐办公室去专心从事刑事卷宗工作呢？而且许多基层民警根本就没有办公桌，也没有电脑，基层兼职的刑罚执行民警，他们也不情愿拖着疲惫的身躯，牺牲自己好不容易盼来的如上所说的“看星星”的休息时间来加班，这是人之常情，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因这些体制上的问题长期存在，必然会导致监区执法办案水平难以提高；关键是基层体制与岗位设置上的一些问题导致基层民警难以实现专业化。无论过去的三级管理，还是目前有些监狱推行的两级管理模式，都没有真正落实好刑罚执行专业岗位的设置与管理体制，就像社区矫正机构/人员编制的设置一样，目前各省、市的发展格局不规范、不平衡，有些地方社矫人员已纳入了警察授衔，而绝大多数地级、县级社矫机构尤其是司法所仍然没有统一授警衔，一个所长加一个女内勤的模式在我国基层司法所是相当普遍的；监狱也是一样，你不能长期以“安全为天”的传统思维来禁锢国家法制文明的进步需求，将基层所有监狱人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安全防范中去，而将刑罚执行、教育改造、狱内侦查等职能扔在一旁当成“二妈养的”，而是应基于监狱使命，必须选择监狱基层分类设岗、专业建警的警务思路与建警模式，以此适应国家刑罚制度日益昌明的趋势。时至春去冬来，年末岁尾，虽有一些收获，但也有一些失望或无奈。我想，忙碌者或将继续忙碌，闲暇者也许继续闲暇，但愿自己与那些志趣相投的同行，能从一些看似功利但实则毫无价值的忙碌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闲暇定位，除了思考一些业内流弊，继续并改进一些职场法则外，更需整理好自己的心情，积极打点行装，继续上路，以善待自己2017的完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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