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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称《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了受贿罪的罪状，其中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还须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事实。这无疑是受贿罪的必备罪状〔索贿除外〕，的确有利于准确制裁受贿犯罪，但在实践中也给司法机关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无形中影响了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 何谓“为他人谋取利益”？2003年11月13日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纪要》〕和两高2016年4月18日施行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中均作出了的规定。《纪要》中的规定尤为详细，只要行为人具有了承诺、实施、实现这三个阶段之中的任何一个行为，就可认定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由此，查办受贿犯罪案件涉及到“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环节时，就有了较好的操作性。 然而，实际中的送礼或其他利益输送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未必全部都能对应得了所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内容特征，而其确确实实又是一种在社会中影响较坏的“实际性受贿行为”，比如官场中的某些并无明确含义的收受红包和礼物行为就是如此。针对这种类型的案件，如果仅按现行的《解释》和《纪要》来机械地理解执行，行为人可能会得不到应有的制裁，致使反腐效果和社会效果都大打折扣。 不妨对上面所说的这种收礼行为分析一下，“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实施”和“实现”这两种行为一旦实施，便会有明显的痕迹，都比较容易取证和把握，问题往往就出现在认定“承诺”是否事实存在的这个环节。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可以认定为行为人已经“承诺”，一是送礼人有明确的请托事项，行为人承诺为其谋取利益；二是行为人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仍然收受红包礼物。 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情形就不符合以上两种特征，办理时往往难以把握。要知道，许多送红包行为是居于一种“长线投资”的心理，纯是一种联络感情行为，短期内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其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确的请托事项。而收受红包的行为人心理呢？在送礼人没有明示请托目的的情况下，虽能明白送礼人是为了与其联络感情，但在对方未到时候而没有言明的情况下，他就不可能知道具体的明确的请托事项，假如硬要推定其知道就显得有些牵强了。此外，还有一种心理情况也不容忽视，即是行为人会有一种居于约定俗成的现实情况而产生的心理，那就是所谓“送礼”除了是一种利益施送行为之外，同时也是一种现实中的习惯“礼数”。这种“礼数”在我国已沿袭并盛行了数千年之久，是人际社交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行为，官场中的人际关系亦如此，不同的是因送礼人〔行为人〕具有隐藏的获取利益目的而致“礼数”较大而已。因此，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之下，行为人往往会不将送礼行为视为有目的的行为，官场中的年节例行性送礼收礼往往就是如此。这种情况下，要认定行为人具有“承诺”行为和受贿的主观故意可就要小心了。 那么，在行为人还未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时，我们该如何把握和认定他具有了已经“承诺”的事实呢？大家知道，“承诺”只是一种口头行为或者是一种心理行为，要证明“承诺”的存在，难以收集其他种类的证据证明，肯定主要是依据行为人和送礼人的口供，假如两者口供一致吻合，固然可以认定。若行为人拒不承认呢？那么就只剩下了送礼人的口供证明，显然是证据不足的，最终的结果就有可能是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制裁行为人。 这种方式的送礼行为在官场中是比较典型的，办理此类案件时，如果仍然是机械地理解和执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标准，那么许多受贿行贿行为将得不到制裁。因此，这就引出了一个对受贿罪的罪状理解问题，受贿罪的构成是否一定要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罪状呢？此问题涉及到《刑法》条文的修改，还需法理上的论证〔这里不说〕，现阶段是解决不了的，我只是提出问题。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即使继续保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必要条件，但在具体认定时是否一定还须证明其有明显的行为或心理表现呢？其实，所谓“承诺”行为的成立与否是完全没有必要去用证据证明的，因为送礼所指向的目标都是担任一定职务和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使送礼行为发生时难以证明“承诺”事实的存在，或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发生〔被查处之前都未发生〕，我们用常理逻辑就可以推断出结论来，还有必要非得再用充足的证据去证明一种常理吗？我想，既然是常理性的东西，即使无充足的证据证明，“承诺”也是可以认定的。 送红包行为对公务员队伍廉洁制度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老百姓也都深恶痛绝，尽管中央强力推进反腐后有所收敛，但还是屡禁不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的司法机关是否应有更大的作为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