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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春来｜一碗血泼热干面 2017年2月18日在武昌火车站附近发生一场恶性伤人事件，犯罪嫌疑人胡某（22岁）因口角纠纷，持菜刀将面馆主姚某（42岁）砍死。其中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胡某的杀人手段，其在对姚某胸口连砍数刀之后，又将姚某的头颅和胳膊砍下，事后还将头颅丢入垃圾桶内，手段极其残忍，而血案的缘起仅是因为店主将单价为四元的热干面按五元收取。 这则新闻可以作多面的解读，店主加价就像是一种习以为常并通行天下的潜规则，多数人选择在景点或火车站这一带消费，实际上已默认了这种加价的潜规则，因此，一旦有人对这种潜规则产生了质疑，店主不但不会认错，反而会用暴力迫使消费者接受这种规则。而胡某不顾一切后果，残忍地砍了店主的手脚，并把脑袋割下来扔到了垃圾桶，也更像是另一种隐喻，在这里脑袋和垃圾桶都可以分别象征着规则的代表和规则的最终归宿，显然在胡某的眼里，这些都是一种厌恶的垃圾。 杀手极端的杀人手法在刑事侦查学上有着特别的研究价值，可解读杀手当时的心里活动以及杀手的阅历背景，甚至可以判决是否精神残疾或变态，而垃圾桶在社会学上比刑事更具有解读的价值，因为垃圾桶的功能就是接纳残渣，从某种意义上，店主当时的行为在杀手的眼里就是残渣，应该被清理，这种清理在社会秩序上是“以破制破”，是对抗既定社会秩序的一种暴力对抗行为，可以引起人们去检讨极端杀人事件中存在的社会管理问题，并从中找出改善既定秩序的方法。因此，在整个事件中，极具破坏力“杀戮”，连续的砍杀动作、砍断脑袋的行为以及扔到垃圾桶的做法，都可以在各自不同的阅历背景中解读出不同的社会境像。 就像对胡某来说，在他拿刀的那一刻，被杀的对象或许已不再只是人类属性的店主，而是店主背后所呈现的各种社会规则，这种或明或暗的社会规则就像是一张大网一样，已压得他们这一类底层百姓喘息困难，而社会阶层的固化，贫富差距的殊远，不仅让他们在社会上边缘化，更让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正在被社会淘汰，当平时的不甘、失落、屈辱及愤恨导致心理落差，在某个事件和时间点的击撞，平时积压情绪就会让他们产生出毫无顾忌的连续砍杀动作，这种毫无顾忌的连续砍杀动作，实际也折射出这一类底层百姓在压力之下的绝望，这种绝望是具有社会性的。 因此，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去解读，“武昌火车站杀人事件”能够准确反映出当下的整个社会实际已处于稳定的极限，而极致稳定的另一端则是崩溃的开启，让人意识到看似稳定的金字塔底端已然充满了火药味，只要零散冒出来的火星未能及时消散，必然触发了这一类的极端宰杀事实。 只不过原来在经济上试图“宰杀”食客的店主，却在生命和肉体上意外被食客宰杀，这种残忍的喻意却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包括店主，就像历史的改变总是在人们尚未察觉时，突然星转斗移。 通常人的脑袋是尊贵，因此，元首和首领就被人视之为尊称，但现在却被人扔到垃圾桶里，这种隐喻也同样是值得玩味的，而极端事件通常是法律功能消灭或弱化的结果，如恐怖组织或某些极端宗教。中国目前极端事件越来越频繁发生，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我们还可以看见这几年的法律工具化以及一个要向西方错误思潮亮剑的司法体系，当一个司法体系不能稳定的坚守在社会正义的领地，而是经常在意识形态中随着政治变幻不断更换旗帜，其恶劣的后果就是带来了法律公正性的消退，当人们在面对各种潜规则时，居然都相信报警是没有用的，投诉也是没有用的，这就足以说明司法功能萎缩，而司法权在政治权力谱系里，其重要性要占据三分之一，若是这三分之一的司法权已然崩塌，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还能良性运作，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当一个社会始终缺乏一个有效公正的救济渠道时，就能让处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遭受到来自各自不同层面的焦虑，或杀人或被人杀，从感谢上铺同学的不杀之恩，到吃碗面的不宰之恩，再到政治人物的留我一条贱命，当司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被有意弱化到扫大街的时候，法官也同样成了被别人宰杀的对象，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是我们二十四史都从来没有有过的现象。 而当我们每个人都试图挣扎，试图摆脱这种沦陷时，却能发现我们挣扎的越狠，却窒息得越快，它就像一个无底深渊一样，让无数人堕入，无论是这些人用嘴还是用文字，我们唤不醒用枪的人，也同样唤不醒用刀的人。 如今底层生存的人就像蝼蚁一样，平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而刀光闪现，鲜血激射，只要第二天血迹抹干，就会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因此，当一个社会始终缺乏一个制度性的检讨机制或不让人正常检讨，当司法只能事后在胡某的死刑判决上盖上印章就算划上句号时，那么下一个究竟会是谁碰到了一个不开心的人，谁也说不准。 无论是法官、律师、医生还是路上的行人，其实谁都有份成了这碗热干面的一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