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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 航 商鞅何以取得秦孝公的信任？《资治通鉴》里对“秦孝公、卫鞅变法”曾有这样的记载：公元前362年，公孙鞅想实行变法改革，秦国的贵族都不赞同；他对秦孝公说：“对下层的人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谈论至高道德的人，与凡夫俗子没有共同的语言，要建成大业也不能去与众人商议。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拘礼于旧传统。” 大夫甘龙反驳公孙鞅说：“不对，按照旧章来治理，才能使官员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公孙鞅说，“普通人只知道安于旧习，学者往往陷于所知范围不能自拔。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商讨旧章之外开创大业的事。聪明的人制定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会受制于人；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秦孝公说：“说得好！”便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要职，于是开始制定变法的法令。商鞅之所以取得孝公的尊重与信任，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当时秦国在地缘政治环境中“不得与中国之会盟”，因为其他小国家把当时的秦国视为蛮夷而予以鄙视，不准其参于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的会议盟誓。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当时秦国没有什么外交；由此秦孝公下决心变法强秦，并发出了“招安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先是给孝公讲帝道与王道，但孝公听得昏昏欲睡，当商鞅讲到霸道时，孝公顿时听得欣喜若狂。正是因为秦孝公的励精图治与招贤纳士，才为后来的商鞅得以施展法家之术提供了政治舞台。 二是卫鞅（商鞅）与甘龙的一段对话，反映了当时新旧两股治国势力（即改革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思想较量。卫鞅主张贤人变法，而愚人守法；他反对将改革新政交于不同政见者乃至普通百姓去讨论，而是要以秦孝公所赐的尚方宝剑来强推变革；因为卫鞅深知自己的变法思想必然遭受顽固派与保守派的反对与阻扰，所以他提出，推进改革方案与图享改革成果是两回事。事实上，秦国的变法从一开始便不顺利。在我看来，卫鞅的上述言辞，也暴露出当时法家思想对秦国贵族势力与传统民意的一种针锋相对与强制渗透，有些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肆虐”；要知道，一意孤行而脱离群众基础的变法不会走的太远，这也为后来卫鞅因树敌太多，一旦他失去孝公的保护伞而惨遭车裂埋下了祸根。 三是秦孝公在听取卫鞅与甘龙的争辩之后，实际上他面临着变法与守旧、改革与安于现状之间的矛盾，他深知若继续沿用旧制，秦国必然没有出路；而选择变法，即使前途未卜或风声鹤唳，同时还会面临王公贵族们的反对，甚至背负着“众叛亲离”的骂名，但秦孝公最终还是选择了卫鞅，选择了他的改革思想，以上三点，乃是公孙鞅当时为什么会取信于孝公的历史原因。 为何说成也商鞅败也商鞅？自古以来，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专治百姓的司法传统延续了数千年，但卫鞅在变革中要想“刑上大夫”是何等艰难！《通鉴》第二卷载：变法令颁布一年之后，秦国的百姓前往国都控诉新法给民众带来的不便，数以千计。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公孙鞅说，“新法不能顺利实行，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法。太子是储君，不能施以刑罚，应将他的老师公子虔处刑，另将老师公孙贾的脸上刺字，以示惩戒。”第二天，秦国人听说此事，都小心翼翼地开始遵从法令。 新法实施十年，秦国一片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太平景象，百姓从此勇于作战，怯于私斗，乡野城里得以治理。应该说，商鞅为大秦帝国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与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等；随后又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等。这对当时俗称蛮夷部落的秦国而言，无异于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可见，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总揽全局时，要么以迎合少数利益集团的口味不推行改革，让国政按旧制持续下去；要么推行变法，在上层领域就必须来真格的，除权力分配规则应得以推行外，在司法领域也必须“刑要上大夫”。 我们在肯定卫鞅变法的勇气与历史贡献时，还应看到，一个国家的刑罚不仅在于执行，还贵在顺乎时代与民意；尤其应与当时的经济与人文环境相契合，尽管改革的终极目标与现实冲突矛盾重重，改革者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历史上的李斯、司马迁、班固、王安石等人对其做了不同的正面评价；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也说过，“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但历史上也有一些对其负面的评价：比如商鞅推行的刑罚却过于苛刻与繁复，比如他颁布的户籍凭证与治安管理制度，到最后连自己住客栈时，店老板都不卖他的帐；再比如为了树立其刑罚权威，竟然连后来说新法好的老百姓，也要被驱逐到边疆去居住；这样的新政思维就出了问题。以至于他最后失去了民意，这是导致其后期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 《通鉴·商君之死》里记载：当时商君在秦国任宰相，实施法律非常严酷，曾经在渭水边处决囚犯，因杀人太多，渭水为之变红；做了十年宰相，人民都怨恨他。……在大臣赵良看来，“过去百里奚做宰相时，劳作不乘车马，天热不张篷遮凉，巡城不带护卫，他死的时候秦国的老百姓皆痛哭流涕。现在先生（指商鞅）出任宰相时，是借助宦官景监求见孝公的关系；先生施行的政令，欺凌权贵，伤害百姓。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已经八年闭门不出了。先生又杀祝懽，黥公孙贾。古诗上说，‘得人心者兴盛，失人心者败亡。’先生目前所处的危险，如同朝露一般，到现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裕，专擅秦国的政权，积聚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去世，秦国想要收拾先生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啊！”赵良的这些肺腑诚言，商鞅自然是听不进去的，果然不到半年就发生了灾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