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此看来，推行新法必定要触动高层少数人的利益，但商鞅没有耐心与诚意去做相关的宣传与解释工作，而是急功近利地推行自己的政治见解乃至司法主张；更令人遗憾的是，他既没有在秦国大臣中寻觅自己的政治同僚与扶持势力，也没有在“亲民爱民”的思想引导下去深入民间听取民意，毕竟他是个“外籍”人，自然在秦国也没有什么家庭成员或社会关系的磕磕绊绊。 相反，为推进改革措施，历史上“胡服骑射”的典故就为后人如何推进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面临当时赵国沿袭旧制礼仪但国力无法强盛，甚至连江山都保不住的局面，为增强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遂“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刚开始他也遇到了阻力，这个阻力来自于他的亲叔父公子成。公子成说：“中国是在圣人之教化下,用礼乐仪制，使远方的国家前来游观，让四方的夷族学习效法的地方。现在君王您舍此不顾，去效仿远方外国的服装，是擅改古代的习惯，违背人心的举动，我希望您慎重考虑。”为了做通叔叔的思想工作，武灵王赵雍亲自登门对公子成说，“我国东有齐国、中山国；北有燕国东胡；西面是楼烦，与秦韩两国接壤，如果没有骑马射箭的训练，怎么能守得住呢？先前中山国依仗齐国的强兵侵犯我们的领土，掠夺人民……此事先王深以为耻。所以，我决定改变服装，学习骑射，想以此抵御四面的灾难，一报中山国之仇。”经侄子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公子成最终悔悟，自然从命。从此赵雍开始下达改穿胡服的法令，提倡全民学习骑马射箭的本领。 公子成的上述这段话乍听似乎很有道理，并以“圣人之教、礼乐之用、远方之赴、蛮夷之效”为荣耀，认为赵王之举舍弃了本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拒绝穿上胡服。当赵王经过一番耐心的分析、开导与解释之后，公子成自然明白了改革的初衷与本意。所以，推进改革举措，当先从掌权者与决策者身边的人做起。再好的改革思路或方法，如果不被高层领导集团所理解所拥护，推行起来自然困难重重；而遇到阻力时，更需要改革者、管理者耐心做下面人的思想工作。 如果商鞅初入秦国时，将自己好的思路与建议，通过皇宫贵族们的利益权衡，而不是采取“对下层的人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的如此论调，通过秦孝公的鼎力相助，并注意改变自己趾高气昂、不可一世、清高傲慢的姿态，而是契合当时秦国的政治权力环境，在做人、做事上多下点功夫，我想，公子虔也好，公孙贾也罢，他们也未必是冥顽不化之流。按现在的话说，改革需要民主，改革需要法制，如果没有民主与法治，任何时代与任何事项的立法、守法、执法必然会搁浅。所以说，商鞅之死，在于他的专断独行、严刑峻法、刻薄寡恩、结怨太深。
商鞅之死的现代法治隐喻。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没有政治开明的权力更迭规则，不像现代社会与政党之间的民主选举与任期卸任，所以往往会发生反对者肆意杀戮改革者的血腥历史或宫廷政变。时至今日，虽说这是一个不缺少思想的时代，但并不代表它有充分表达的空间与实现行动的舞台。即便如此，掌权者也千万别学秦惠王与公子虔那样，对改革者、思想者来个肉体禁锢与车裂而死。尤其当所谓的习惯思维、少数人的个人利益与现代法治文明精神发生冲突的时候，立法者、管理者能否从商鞅之死的历史教训中，以社会进步、百姓利益为根本，持宽容仁厚之心以待之，让那些准备实现或正在实施司法主张的改革者、领导者能善始善终？历史反复证明，执政者若一味地钳制与打压社会精英，搞“不用则杀之”或秋后算帐的那一套，不仅社会文明会倒退一大步，而且会激起知识阶层与民主进步人士的愤慨，从而完成社会新一轮“否定之肯定”的前进步伐。 当然，我们从商鞅的政治智慧与人格分裂现象中也可以悟出另一道理，中国乃儒家思想浸润了几千年的国度，一方面，我们看到凡事以改革变法的名义而彰显个人威严与私利之徒，即便是得势一时，但绝不会得势一世，这样的人是不能让其信马由缰的；相反，只要他的思想、他的举措代表了最底层民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只要他的德行为广大群众所认同，即便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性格缺陷与思维局限，我们也应从正面引导、积极扶持的角度给予其表达的空间与实践的机会，客观公正地评价其历史功过，善待他的后人与家族，这是当今社会起码的政治文明；这也是用人单位与领导者鉴别政治精英或职业人才的德才标准。实现政治昌明与法制进步，不能仅考查其治理才能，更应体察其道德素养与人文情怀。 在当代司法领域，立法与执法，为什么要讲究人文情怀？为什么要体恤民情、尊重国情？西方有西方人的技术，东方有东方人的美德，如果一个时期的法令政策看似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但百姓却从法令制度的实践中并没有获得好处，这样的法律政策就仅仅是蒙蔽群众的“驭人之术”，老百姓对法律的尊重、对权力的敬畏也不是出自真诚的拥戴；考察商鞅的刑罚制度乃至后秦的法律文化会发现，有学者认为，实际上，不合理的法律制定的越细，就意味着犯法的人也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律就越没有尊严，越没有可操作性，而国家在执法过程中反而会使社会矛盾扩大化与尖锐化，激起民众的仇恨与反抗，最终危及到自身的统治秩序。这是秦王朝“以法治国”留下的最沉重的历史教训。由此，惟有深入法治领域的人文心态去体察民情，顺乎民意，才能不断调整更新那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也才能走出历代法家人物刚开始都是丰功伟业，最后都落得个身败名裂、死于非命的政治怪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