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有西湖，西湖旁边有孤山，孤山上有西泠印社。 1904，几个身着长衫、头戴瓜皮帽、喜爱篆刻的读书人，摇着扇子坐在孤山的亭子里，他们在筹划一件事：组建西泠印社。一百多年，时代在更序，西泠的光芒却愈加璀璨，历经百年风雨，如浩荡江水，绵绵不绝。人们纷纷追问“百年西泠之谜”：是什么让“西泠”气韵充盈，屹立不倒？ 民国初年，中国处在十字路口。甲午战争，洋务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义和团，百日维新，新文化运动，救亡图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一批觉醒的文化人站在了历史的前沿。“南社”诞生了。柳亚子、陈去病、弘一法师、黄宾虹等社会精英聚集在南社的大旗下，奔走呼号，提出了“反清”、共和的口号。这个口号非常具有政治色彩：推翻帝制，抵制异族入侵，建立民国，再造国家。辛亥革命之后，国家由封建帝制走向了共和，南社的政治目的实现了，作为一个组织缺少了继续前进的目标与方向。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进步社团的南社基本消亡，成为后人景仰的一个图景，进入历史档案馆供人们凭吊。 与南社几乎同时立的西泠印社一开始提出金石，提出篆刻，提出印章：“保存印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四位创始人吴隐、王福庵、丁辅之、叶为铭隐没在孤山上，以印为媒，延伸到传统国学各个领域，用“印”衔接当时日渐衰落的国学。他们坚信，文化不灭，中国就有希望。难以想像，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竟有一批如此坚定的文化坚守者，这样的文化自信即使在今天也是何其宝贵！ 政治短命，文化长久，南社成为了历史，西泠却代代沿续，薪火相传。 西泠在孤山，西泠人都穿长衫，头戴瓜皮帽，好像一副老朽模样。但是它并没有躲进小楼，自成一统，而是满载着强烈的学术意识和社会担当。1923年日本东京大地震，杭州的西泠印社在上海发起义捐，募集了一大笔钱汇往日本。日本是中国的仇家，他们侵我国土，渔肉华夏，中国近代的苦难史许多写着日本的名字。今天的国人看到日本遭受灾难，还有多少人抵制日货、幸灾乐祸。可是，一个世纪前的西泠人却能超越国界，伸出援手，天下大公慈悲为怀！ “汉三老碑”的命运与西泠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汉代石刻《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在浙江余姚出土，这是独一无二硕果仅存的汉碑。日本人闻听，出价8000大洋买下石碑。时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吴昌硕立即组织社员开始了石碑的营救工作。他们把自己最好的藏品拿出来到上海义卖，可是也只是筹到了五六千大洋。他们放下身段，四处游说有识之士：湖州丝商张均衡认捐2000大洋，浙江督军卢永祥认捐2000大洋。即将装船运往日本的汉碑赎回来了，还有几千大洋的剩余，第二年他们在西泠印社的孤山上建起一个“汉三老石室”，单独存放这块石碑。印社的人以天下为已任，以文明不灭为已任，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应当做的事情！这里面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有传统文化传承的使命，有社会责任的担当。他们不只是在书斋里把玩印章，他们把视野定位在了强烈的文化意识上。只是这一件，西泠便与众不同！ 西泠之魂在文化，血脉在文化。1948年年底，天翻地覆，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马上就要占领杭州。当时的王福庵看望病重中的丁辅之。王福庵和吴隐的儿子在医院的病床上询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丁辅之面沉似海，闭目许久，摇动干枯的手指，口授遗言：“到杭州军管会去一趟，西泠印社所有的财产全部无偿捐给国家，我们可以写一个请求书，交给新政权，交给新的当局领导人。唯一的要求就是‘西泠印社’这个名称不变，其它事项个人无所求。”讲完没多久，丁辅之去逝。 什么都可以不要，“西泠印社”的名称不能变，“西泠印社”的魂儿不能消失！后人闻此，无不潸然泪下。 “西泠”有根，它的根在杭州的孤山。走上孤山，拾级而上，曲径通幽。名家匾联目不暇接，到处是前辈的手泽，到处都有先贤的神灵。置身其中，肃然起敬，不敢有丝毫的放肆，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子贡自比孔子的一句话：“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正是有了孤山这个根，西泠一代代传下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今天的西泠人在这里“重振金石学”，在这里“诗书画印综合”，每年召开学术研讨会，研讨印、书、画、诗、文，研讨中国的文化，研讨明天发展方向复兴的曙光。西泠在今天的孤山之上走向更深更广阔的未来。 “西泠”之百年兴盛谜在格局。格局决定眼光，决定出路，决定命运，决定未来。一个人如是，一个组织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亦如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