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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明人评“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位就出现在宋仁宗朝。其它诸如：范仲淹、司马光、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沈括、……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群英荟萃，有赖仁宗处处节制的美德。君子一手遮天，何以有草长鸢飞的盛景？有二则故事可兹为证。 北宋魏泰《东轩笔录》载，“（仁宗）春日步苑内，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掌管茶水的宫人），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 《北窗炙輠录》载，一日深夜， “（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为了不让下人受到责罚，宁肯自己“忍渴而归”；为了让百姓快活，宁肯自己“冷落”。贵为一国之君，而有如此忍让之德，实属罕见。宋史》如此评价宋仁宗：“（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如果不知节制自己的权力，绝非国家与万民之福。难能可贵的是，仁宗不但生活上自禁，政事上也从不“一手遮天”。宋朝有一个制度：“事无大小，悉付处议。”仁宗在位虽久达四十余年，却从无揽权自专的表现。所有违例的任命，他都事先给宰相打好了招呼：凡是我下发的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降敕。’政府果奏无法，命遂寝。” 他的爱妃张贵妃有一天给他吹枕边风：她的伯父想当一个宣徽使。仁宗以为不是什么重要的官职就一口承应下来，张贵妃在仁宗上朝时不忘叮嘱：“官家，不要忘了宣徽使！”。谁知廷议时竟然没有通过。包拯就坚决反对，以至“反复数百言，音吐激愤，唾溅帝面。”回到内廷，仁宗对张贵妃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只要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也许仁宗也很恼，但是他忍了。他没有动用君主的权威强令通过，否则，就不是宋仁宗了，也就没有了让许多后人羡慕的“宋朝”。吴晓波就坦言，如果让他选择朝代，他愿意生在宋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