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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奴性，往往是指有的人心甘情愿做奴隶，特别是对权力顶礼膜拜。如果观察社会中某些人的生存状态，似乎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可是，当认真分析社会情况之后，就会发现奴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就奴性而言，封建专制社会更具有代表性，作为皇宫中的太监尤为典型。从太监从事的主要工作来说，就是为皇帝搞服务。太监没有自己的家，也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做太监主要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因此，别说帝王将相的后代，就是生活条件稍好的普通人家，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当太监。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奴性，而是他们根本不愿过太监那样的生活。 要证明人们普遍具有奴性，就必须充分了解具体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生活情形。奴性相对的一方往往是有权有势的官府，农民对于地主也有一定的奴性，但在社会中占的比重应该不会太大。为什么普通人非常惧怕官府？就是因为在等级森严的权力社会，人们的生命财产都没有任何保障。谁要对权力稍有不满，往往意味着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人为了苟全性命，就不得不明哲保身。他们这种选择与其说是奴性，倒不如说是对权力的本能反应。 在封建社会，普通农民虽然很多，但并不一定直接和官府发生关系。当时主要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就是土地。属于农民的土地并不是很多，更多的土地属于大大小小的地主。朝廷征收土地赋税，主要也是向地主们征收。面对朝廷的赋税，地主和佃户利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分歧。这时候，用不着佃户抗议官府，地主也会想办法少交一些赋税。至于佃户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和现在的打工也基本上大同小异。佃户种地主的土地，至少要能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同时也要保证能够进行再生产。在没有权利保障的情况下，佃户的生活确实很凄惨，但这不能说明佃户就一定有奴性。 在《水浒传》中有一个情节，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施恩在孟州开了家快活林酒店，收入相当可观，没想到被蒋门神抢去了。施恩咽不下这口气，在官府也讨不到公道，就请武松帮他夺了回来。蒋门神抢施恩的酒店确实不对，夺回来也是应该的。问题是，对店里的普通伙计而言，尤其是拖家带口的那些伙计，他们应该更在意有没有工作，而不是谁当店主。既然给谁打工都是为了挣钱，所以双方在争夺酒店时，他们就没必要趟混水了。假如有一些伙计对施恩忠心耿耿，施恩当不了店主，他们也跟着辞职。看起来虽然很仗义，但他们的生活又该怎么办呢？施恩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估计就没有多少人会和他共患难了。如果这样也算奴性的话，不知道那些没有奴性的人又会怎么样？难不成，让伙计们联合起来，把施恩和蒋门神都赶跑，他们自己搞合伙企业？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做，当时的官府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最后的结局也好不到哪儿去。 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次改朝换代的实质，就是普通百姓不断换老板。普通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过好日子，至于由谁来统治，和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三国时，无论是由魏统治，还是由吴、蜀统治，好象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老百姓也没必要一定忠于哪个国家。至于老百姓个人权利意识不太强，尤其是缺乏民主观念，这更是说来话长。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所谓的民主和现在的民主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封建专制，汉唐时期与明清时期也有很大的差别。不进行专业研究，往往容易混为一谈。因此，中国民众缺乏个人权利意识，绝对不是由于奴性太强，更大的原因在于经济落后。 有人认为民主选举和经济状况没有必然的联系，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世界各国的社会生产都非常落后，人们没有办法限制政府的权力。所以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也难以真正维护民众的利益。而当经济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之后，有些人在政治方面的诉求就会越来越强烈，这必然会影响到权力层面。能够真正影响政府权力的，应该就是政党了。而政党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能够真正支持他们的，往往是大大小小的企业。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开始是受到工人的支持，后来是受到农民的支持，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企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比较小。因此即便有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难以限制政府权力，自然也就无法推动宪政。于是，中国共产党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才能获得执政权。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话语权只能反映社会结构，而很难决定各种政治力量在社会中的对比。但是，经济的发展却完全可以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是各种企业。于是，企业的发展，就会让企业谋求政治上的权利。而企业谋求政治权利的过程中，无形之中就会限制政府的权力，这必然会推动宪政的进程。在整个社会发生悄然改变的同时，个人的权利意识也会逐渐增强。在社会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专制社会以及所谓的奴性，必然会土崩瓦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