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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的一则案例：某经营炒货的小贩在自家店铺墙上写有“最好”字样的宣传语，被执法部门课以二十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在普通人看来，难免有点小题大作，但执法人员称是依据《广告法》的规定。既然处罚没错，问题出在哪里呢？ 《广告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述规范中，没有关于“广告活动”概念外延的明确列举，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广告”的弹性解读，而如何定义则直接决定了执法结果。对照法律规定，涉案“广告”，若其过当罚，“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也在情理之中；恰恰是“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于是其“身价”暴涨，罚款数额超乎常理。令人忧虑的是：电视节目中展示的店主在铁锅中炒板栗的画面，与受罚金额显得极不相称：如此规模的生意，一年会有多大收入？如果这点收入是他全家一年的生计，该不会让正在上学的孩子辍学吧？如果“严格执法”使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受到戕害，是否违背了我国立法的宗旨？ 《广告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发送广告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广告主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广告主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述规范列举的违法“发送广告”和违法“利用互联网发布广告”两种广告违法行为，与案例中的广告违法行为相比，显然对社会的消极作用更大，孰轻孰重，常识即可判断。“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与“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所针对的行政相对人，是怎样的量级差别，举重以明轻，普通的认知能力也不难区分。 就《广告法》的其他相关内容来推断，行政处罚的罚款金额，应当是与“广告费用”有对应关系的处罚裁量。“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处罚对象，若是针对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媒体广告主，尚可被认为是法理逻辑的应有之意，适用于本案情形却让人瞠目结舌。“店堂标语”无疑具有广告属性，但若就此认定为某一法律条款所指的“广告活动”仍显草率。假定某游商在叫卖声中夹杂了“最好”的用词，这是不是“广告活动”呢？能不能同样课以重罚呢？看来是困难的；若区别对待不予处罚，则有选择性执法之嫌，毕竟法律上没有对这两种“广告活动”类型区别对待的规定。 对规范的解读不应离开法律的既有体系和基本原则，而正确理解立法本意应当是公正执法的前提。假如“广告活动”能有更为详尽的法律分类，或许眼前的案例不会成为问题；假如执法者能以更加人性化的眼光关注民生，也许不会发生眼前的难题。如果案例中的行政执法结果有违立法本意，那么是立法的疏忽还是执法的粗陋？现实的不完美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让法律得到正确实施，不仅涉及立法问题，也与执法者的法治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密切相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