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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扬州雕版印刷的兴盛，除了官府力倡之外，文人学士亦贡献颇巨。如儒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九省疆臣阮元，均组织刊刻了多部书籍。名列“扬州八怪”之中的郑燮、金农还亲自手书上版，刻印了极为精雅的《板桥集》、《冬心先生集》等。 晚清时期，西方印刷术从沿海大城市进入中国，逐渐向内地大城市辐射。由于扬州属中小型城市，雕版印刷退出舞台的步伐明显缓慢，再加上扬州文化积淀丰厚，喜爱和精于刻印的人很多，尤其是一些民间匠师，以开设私营书店的方式，让这一技术得到了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随着工商企业公私合营制度的实行，国有的新华书店将私营书店收归、整合为古旧书店。因图书馆和学者对古籍的需求，1960年，该店成立了专事古籍印制的部门——扬州市广陵古籍刻印社。起初，该社使用陈恒和书林的古籍书版印刷线装书，后来，为了丰富古籍品种，又选用古旧书店收购的珍稀古籍为底本，新刻书版印书。但由于版源有限，1961年，古旧书店鉴于苏浙地区藏版损毁严重的情况，向上级提出集中保管、使用全省古籍版片的书面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了时任扬州市文化处处长张青萍、扬州市市长钱承芳、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村的支持。不久，江苏省文化局发出征集省内藏版的通知。随后，扬州市政府决定，将广陵古籍刻印社由邗江路迁至高旻寺大院内，接收原苏北干部疗养院房屋六十余间，用于版片保管和雕版印刷生产。 1962年初，刻印社迁址完毕，原收藏在南京、苏州等地的书版陆续运抵。当年，该社又与浙江省图书馆达成协议，起运部分藏版，交广陵刻印社整理、修补、重印。 在其后的一年间，广陵刻印社集中了约二十万片书版，其中有丛书五十七种，单行本一百二十五种，计八千九百余卷。为适应保管书版、刻版、修版、印刷、装订的需要，刻印社增聘了雕版印刷老技师和年轻工人，人员增加到六十余人，并分设了写刻、印刷、装订三个生产车间，刻印社从一个小作坊发展为颇具规模的企业。 拯救，在1972 1968年的冬天，在扬州城的西南角，被古运河与仪扬河包围着的一片地方，刺骨的北风掠过水面，刮打着一扇辨不出颜色的寺院大门。门楣上方，“敕建高旻寺”的牌匾黯淡而陈旧。 推开寺门，里面传出的不是晨钟暮鼓、僧众诵经的声音，而是噪耳的机器轰鸣。方丈室后面的杂物间和炊房里，一块块看上去颇有些年头的木板，胡乱地散落一地。寺后小山上的两栋房屋，门窗大敞，依稀写有“新华书店”字样的封条，在风中哗哗作响。 “作孽，作孽啊！”寺庙围墙外，飘来一声痛彻肺腑的叹息。 这，是为了那些被弃如鄙帚的木板而生的叹息。因为，那不是普通的木板，而是承载着扬州乃至中国千年文脉的雕版！ 雕版的命运何以沦落至此？事情得从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说起。偏于一隅的广陵古籍刻印社，未能幸免于风雨，以“传播封资修的黑工厂”之名被强令撤销，在编人员与资产并入新华书店，版片、半成品被封存，工人全部遣散。 临行前，刻印社负责人王澄带领工作人员将全部版片作了整理，送入寺后小山上的两栋版库，封好门窗，并雇了两个农民代为看守。 不久，“破四旧”的风潮又起，为防止版片被毁，王澄赶回高旻寺，将版库糊上窗纸，加上门锁，并贴上“新华书店红卫兵封”的纸条。 但这一招，终究没能让版片躲过灾难，1968年，邗江县革委会决定在高旻寺建设邗江丝厂。该厂人马一到高旻寺，就拆庙建厂房，并强占原刻印社空房，砸开版库门锁。历经千百年岁月而得以保存的书版，被工人像瓦片一样乱抛乱扔，或是当柴禾塞进了灶膛，稍微识货的则将版片拿回了家，整个版库毁坏一空。 心中滴血但手无寸铁的王澄，唯有奔走、呼号。终于，在1972年春，《人民日报》一位姓丁的记者来扬州采访时，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并赶赴高旻寺，亲睹了版片受损的惨状。震惊之下，他拍下照片，并很快撰文在《内参》披露。 此文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他指示国务院文博组“立即过问，务必抢救”。总理的指示很快在江苏省和扬州市贯彻执行。江苏省革委会通知扬州市革委会，立即抢救保护书版，并拨款一万元作为经费。扬州市责令丝厂当日让出强占的版库，市新华书店迅速成立抢救小组。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劫后余存的十多万片雕版全部整理、登记完毕，版库交新华书店雇专人看管，并定期薰蒸杀虫。 老树新枝 古籍版片的抢救，使濒临灭绝的雕版印刷技术保存了下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陵古籍刻印社恢复重建，并更名为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归属扬州古籍书店领导。 然而，和许多传统手工艺一样，在现代工业飞速发展的社会中，雕版印刷不可避免地显现出与生产力要求的不合拍。是让它成为博物馆里的展示品，还是让它跟上时代的脚步？“我们认为，生产性保护是让传统技艺焕发青春的良策。”曾经担任过广陵古籍刻印社社长的刘向东先生回忆往事，依然充满深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