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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负面清单复制推广。陈兵（2015）认为负面清单模式的试行，标志着我国启动政府管制改革的决心和突破。负面清单模式蕴涵着法治经济思维，对私主体言，明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权利推定。对政府言，重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义务推定，有利于推动政府放松管制，是简政放权的内在要求。施行负面清单模式要求政府调适自身角色，调控自己行为，放权于市场，还利于民众，把该管的管住、管好。 邱飞（2015）认为国内具备条件的部门和地方，都可以引入“负面清单”模式。董静（2015）认为上海自贸区管理体制优化应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抓手，建立透明、高效、便捷、协同、互动的监管服务体系，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并总结经验。 第四，关于负面清单与社会主义建设。刘杰（2013）认为：简政放权的必然结果是承接政府权力转移的社会组织的迅速成长。张农科（2013）认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利于推动社会建设进程，促进政府把社会事务交由社会组织或个人处理，政府只需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形成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何显明（2013）认为建构政府与市场、社会各归其位的分工体系，通过充分发挥市场、社会的作用来缓解政府治理的压力。 （三）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概括性评述 国内关于负面清单的研究，视野较宽，从政府职能转变、重塑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的关系、建立新的监管体制、向高质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等等方面，做了较为系统和透彻的研究，对实施负面清单的问题、困难、挑战在理论上作了充分的阐析，体现了专家学者们高度的学术水平、学术责任和人文关怀，但是，国内研究还存在一些欠缺和不足：比如，泛泛而论较多，原则性、普及性、重复性论述较多、对负面清单在经贸领域的影响、在上海自贸区的功用论述较多较充分；对如何在全国复制推广负面清单论述较少、对复制推广中的矛盾、困难、方法、策略有专门针对性研究的就更少。但愿在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著述出现，使负面清单的复制推广的研究有更扎实、更深厚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