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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迷城》序 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刘炽 公诉人是干什么的？以前有人比喻说，检察机关就是“端饭”的，也就是负责把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移送到法院去，让法院去判，这种比喻是不适当的。 对此，《死刑迷城》的作者熊红文经常提到，公安是收集“布料”（即证据）的，检察院是“织衣服”的，要将这些零碎的布料织成一件完美无缺的衣服，还要拿到法庭上去叫卖，说服法官以合理的价格买下这件衣服，也就是要当庭说服法官采信控方证据并公正地定罪量刑，因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是非常关键和重大的。 我非常赞同熊红文的这个说法，检察环节不是“端饭”这么简单，而是要一针一线、仔仔细细地“织衣服”，对证据进行认真细致的甄别、梳理、审查、论证：对于缺少布料的，要求侦查机关补充完善（即退回补充侦查）；对于完全不可能织出一件衣服的，则要决定作废（即决定存疑不起诉），绝不能将一件破衣服拿到法庭上叫卖（即不能“带病起诉”）。所以说，我国的检察官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控方律师，不是代表一方当事人，而是负有客观义务，要站在客观、公正、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公正地审查案件，对认定有罪的人坚决移送审判，同时对疑罪不清和无辜的人坚决作出不起诉决定，坚决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尽力避免冤错案的发生，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现司法公平正义。 但遗憾的是，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当中的认知度并不是很高，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检察机关的职能还缺乏清晰的了解，对于公诉人这个职业更是知之甚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检察宣传方式的欠缺和力度不够是一个重要因素。检察宣传中，出版发表文学作品是形象直观、受众范围广的一种宣传方式，但是，展示公诉人职业形象的文学作品比较少，即使有少数作品，并且在故事性、感染性、观赏性、思想性方面都有欠缺。具体地说，就是过于严肃、刻板地叙事，故事情节不够跌宕起伏，缺少悬念，把公诉人形象刻画得过于完美，脱离现实，而且，还往往由于作者刑事诉讼理论功底和实务经验有限，对司法现实问题的洞察挖掘和分析破解力不够，在故事中蕴含的法治启示和反思也极其有限，内行人很难从中汲取到精神养分，外行人也很难从中领悟到多么深刻的法治启蒙。 但熊红文的这部作品弥补了公诉检察题材文学作品缺乏重磅力作的不足。之所以说是重磅力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故事性强。在故事性方面，首先以一桩正当防卫案件开场，一个人在正当防卫中误杀他人，他能否洗清冤情？故事一开场就抓住了人们的好奇心，充满悬念。后面的故事发展也是一波三折，人物命运让读者揪心不已，引领读者产生极大的阅读兴趣。熊红文对故事设计的成功，关键在于对故事矛盾冲突的把握设计。人们之所以愿意看“戏”，是因为其中有矛盾冲突，有斗争，冲突斗争越激烈，戏就越吸引人。在这部作品中，人物之间围绕爱恨情仇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然后一一化解，矛盾的产生令人意外，矛盾的化解在情理之中。 第二，现实性强。艺术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部作品虽然是纯属虚构，但故事情节在现实当中都能找到存在的影子。特别是故事展现的刑事诉讼流程、司法体制都是完全贴近现实的，与现行法律制度相关的内容没有任何的虚构。在以往检察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由于作者对法律的生疏，往往存在一些法律瑕疵，可能对民众产生误导。但这部作品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熊红文本身是从事检察工作二十年的检察业务专家，且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普及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所以会原原本本地展现现行法治现状。
第三，欣赏性强。以往的检察题材文学作品中，专业作家的作品注重欣赏性，但往往脱离现实，检察人员的作品注重法治宣传，但往往缺乏欣赏性。这部作品很好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作品当中，贯穿小说的主线除了案件发展的跌宕起伏，还有几位主人公感情发展的波折回转，小说中两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迎合了现代青年希望轰轰烈烈爱一场的心理需求，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一部爱情“重口味”的作品。而且，小说以钢琴曲曲名作为章名，穿插了十一首非常动听、感人的经典钢琴曲，因而具有青春时尚色彩，洋溢着青春浪漫气息，增强了作品的欣赏性。 第四，思想性强。文学作品是面向大众的，首先是要好看，才能吸引大家去看。但如果仅仅是消遣，没有任何思想内涵的小说也是低层次的，成不了大作。真正好的小说，应该是让读者在哭哭笑笑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生观、法治观、爱情观，感悟人性中宽恕、理解与爱的力量，再将这些精神养分转化为内在修养，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选择。所以，既能让人哭、让人笑，又能教育人、感化人的作品，才是上乘之作。在这部作品中，蕴含了很多的法治话题，不仅带给普通民众以法治启蒙，还提出了不少法治难题，让法律人深受启迪，引人深思。可以说，这部作品虽然只是讲了一个故事，但却更像是一部当代中国法治现状的缩影，映现出中国当前的法治生态。 这已经是熊红文第七部个人专著，我作为检察长，由衷为他感到高兴。熊红文从检二十年来，勤奋努力、刻苦钻研的精神使他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在业界也产生很大影响力。更为可贵的是，他如此奋力拼搏，并不是为了追逐功名利禄，而是因为他热爱检察事业，怀抱法治理想，为了他挚爱的事业愿意不辞辛劳，为了实现法治理想愿意奋斗不息。熊红文之前的六部个人专著，无不蕴含了“公诉乃仁术”的司者仁心，这部作品中，同样蕴含了人权保障、宽恕、理解与爱的人文情怀，以及他“为废除死刑而战”的法治信念，他希望通过作品将这种理念情怀传播给社会大众，为推进我国法治文明进程贡献一份力量。 载于《检察日报》12月16日第6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