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罗马学者西塞罗曾说：“法律在战争中缄默无语”。然而，战争法的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却表明，战争或武装冲突从来就不是法律的“真空”。二战以后，尽管战争作为一种国际法律制度已经被取缔了，但战争作为一种军事行动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更严格地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和规范，这集中反映在了战争法的基本原则和各项法规之中。 美国是一个伴随战争成长起来的国家，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这场结束于150年前的美国内战，解放了黑人奴隶，黑人奴隶参战后又完全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冲击了既有的战争法则。为了应对这种新情况，时任美国总统林肯麾下的将领们授权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起草了一部“美军作战行动指令”《第100号军令》，这就是“林肯守则”。“林肯守则”于1863年4月24日由美国战争部军务局长办公室颁布，共计157条。它不仅设置了战争行为的正确规则，而且提供了存在于这些规则背后的基本原理和通用原则。1870年，普鲁士军队批准美国的“守则”，为己所用，欧洲其他国家也很快效仿。20世纪初，在美国模式的鼓舞之下，全世界的军队都颁发了类似的战地手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林肯守则”还为审判纳粹战犯提供了部分法律依据。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法比安·维特的著作《林肯守则：美国战争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正是围绕着“林肯守则”的诞生过程，以生动而深刻的历史故事，揭开了战争背后隐藏的法律规则，再现了波澜起伏、争议不断的美国战争法律史。 “先打再说式”战争立法的例外 战争法通常是在暴力和武装冲突结束后的余震中产生的，战斗双方少有在战争进行之中会坐下来谈战争规则的问题。例如瑞士外交官瓦特尔于1758年出版的《万国公法》，就是在总结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战争所导致的恶果之后产生的。启蒙运动之后，瓦特尔才将西方战争的规则总结为法律。在瓦特尔看来，战争法则的核心在于人道主义。从人道主义出发，瓦特尔及启蒙时期的国际法学家都反对实施报复行动，但是独立战争中的美国人却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事业的公正性，包括建国之父的杰斐逊、麦迪逊这些人都支持采取报复措施，他们乐于充当正义的勇士。麦迪逊在给美军的指令中写道“以后在进攻每一个毫无防备的城市时，美国军队抓住的英国军官将会被就地处决”。也正是在独立战争之后，美国著名政治家本﹒富兰克林才开始起草独立战争留下的战争法遗产，并促使年轻的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包括战争法准则的条约，史称“本﹒富兰克林方案”，该方案通过给战争双方施加新义务，并废除抢劫和掠夺的权利以减少战争的破坏性。1814年至1823年，纽约法官詹姆斯﹒肯特还出版了19世纪最广为流传的法律书籍---《美国法释义》，这本书也是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的教材，该书指出“现代战争的报复行为应该只限于那些严重违反公共法律的个人”，仅仅因为“他是犯罪集体的一员”，而将“无辜的囚犯、人质处死”，这是不符合时代精神的。 再来看1864年生效的《日内瓦第一公约》，它是产生于奥地利和法国之战结束不久，在这场战争中，现代武器造成的大屠杀震惊了整个欧洲。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促使1874年各国在布鲁塞尔起草了一系列战争原则。1907年的《海牙公约》是1905年日俄战争的产物。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禁止使用毒气和生化武器，这也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毒气战。《纽伦堡审判章程》成型于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那一周，1949年的《日内瓦四公约》则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维特教授在书中总结道：“人道主义者往往是打完一仗后，才为下一场战争制定规则。” 但是，“林肯守则”并不是“打了再说”的结果，而是在战争进程中对战争行为进行思考和总结的产物。 “林肯守则”产生于1862年，维特教授描述了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之中，战争中的美国，变得越来越暴力。守则的起草人弗朗西斯﹒利伯的三个儿子：一个在新奥尔良为联邦军队而战，一个在这一年失去了右臂，还一个在弗吉尼亚为南部邦联军队作战时牺牲了。1861年的10-12月，两场残酷的战役还使联邦军队的伤亡人数超过25000。正是在战斗进行得如此惨烈的进程中，制止战争的暴行成为林肯总统要考虑的大事。1862年12月，利伯到达华盛顿，进入了由战争部长斯坦顿、军队总司令哈勒克任命的“战争法则”起草顾问委员会，帮助起草现代战争法。1863年初，利伯大功告成，拿出来一部157条的守则。1863年5月，“守则”经由美国总统林肯批准、以美国战争部第100号军令予以正式颁布。这部守则阐明了有关休战和安全通行的程序，禁止由复仇引发的攻击，禁止进一步伤害“已经完全残废”的士兵，并且制定了交换战俘的程序。也正是因为这部守则，南北战争结束时的1865年4月9日，联邦司令尤利西斯·格兰特与邦联将军罗伯特·李才能握手言和，近25000名邦联士兵承诺不再拿起武器后就直接回家了。正如利伯所说“和平可以遗忘和赦免战争中所有的是非、仇恨、敌对行为以及其他一切行为”，时隔不久，新就职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宣布大赦所有的南部邦联士兵。 战争法是不是鳄鱼的眼泪 正如福柯所言：“法律文明的叙事总是经过了历史的长期烘焙。在历史的断层上，那些指向另一种可能性的碎片如同杂质一般被无情地剔除”。战争法就具有这样的杂质，因为战争最为无情的地方在于不顾一切文明国家的法律。而战争法也常常被视为伪善，遵守战争规则的交战一方也经常被嘲笑为假仁假义的鳄鱼眼泪。 古今中外，战争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欧洲骑士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都是要摆好战场之后，堂堂正正地对攻。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然而，中国春秋史以来，那些在战争中遵守规则、不懂变通的行为往往受到嘲笑，所谓的战争准则也被嗤之以“假仁假义”的伪善之举。还记得“春秋五霸”的宋襄公吧?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打了一战，史称“宋楚泓之战”。战争伊始，宋军占有先机之利，宋襄公部下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渡到河中间时予以打击，但被宋襄公断然拒绝。楚军顺利渡过泓水后，部下又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仍然没有采纳。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宋襄公的理由是：“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最后，宋国战败，宋襄公也因腿部受重伤，于第二年夏天去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讲究战争规则和人道的君王，却被我们嘲笑和误会了几千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