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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泄完毕，收住情绪，回归理性的探讨。 山东辱母杀人案在法律上是个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问题，在法律之外是个如何防止各个领域、各色人等随意践踏底线的问题。 社会运行需要既定的公共规则，更需要自觉维护的底线。规则不一定就是底线，但底线肯定是守护秩序最后的那条线。 如果一个社会呈现底线普遍缺失的状态，那么社会的运行成本就会不断加大，无限加大。投入产出的比例会越来越失衡，社会管理负担会越来越不堪重负，而社会运行却越来越失范。 最终，在每一起交易中，甚至每一个生活场景中，参与者都不去遵循公开的规则，而是临时寻找和重建规则。而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规则重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试探对方底线，逼迫对方向底线退却，进而放弃原有底线，重新确立底线的过程。 这样的状态是危险的，不仅是指管理成本增加的危险，而主要是指当一方当事人判断失误时，就会越过对方的底线，造成“底线冲突”，规则重建无法完成，从而导致交易失败，甚至转化为恶性事件。 山东辱母杀人案，最初的形态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法有明文：利率最高不能超过年息36%。但这只是公开的规则，民间实际执行多高的利率视情而定，视订约时双方所坚持的底线而定。这笔高利贷完成了，看来当初订约时“规则重建”成功。 既然是高利贷，最终到底还多少，需要开启新一轮的底线试探。当初可能确有约定，但这个约定是违法的，作为依据有些薄弱，因而重新协商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偿还完毕本金和巨额利息之后更有必要。这种试探显然是由借款方发起的，试探对方到底能接受哪个数额，然后重新达成交易。这次试探显然不成功，因为对方的要帐手段变本回利，一毫不让。 民间讨债手段多种多样，合法的、非法的都用，灰色的常用。通常是不断加码、步步紧逼，不断试探欠款方的容忍底线，由合法手段直至违法犯罪。山东辱母杀人案转化成恶性事件，显然是讨债手段极其恶劣、超出欠款方容忍底线的结果。而讨债者恣意在儿子面前侮辱其母的做法，也确证了他们已将行为底线降至直接的身体侵害之外，底线之低可见一斑。 山东辱母案不是个案，老虎吃人案如此，贾某用射钉枪杀村支书如此，昌平雷某案如此，或者也可以把历次运动对传统伦理秩序的冲击，文革中对基本人性的漠视等等拿来做为肇因和例证。这些当事人都将明文规则和基本伦理置之不顾，每一个当事人都意图以我为主重建规则，为此而放弃底线、践踏底线、没有底线，肆意放纵人性之恶。 我们谴责任何作奸犯科、没有底线的恶徒。但如果每一起大是大非面前，都任由情绪来左右；每一件关涉公众利益的决策中，都靠个人的喜好来支配；每一次关乎法治进程的改革时，都付之于文件口号。恐怕规则意识仍然无法建树，社会运行越来越失范，“底线试探”失败酿成悲剧的恶性事件还会不断上演。（文：人半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