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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山东辱母杀人案的判决引起了网络及社会的强烈反响，《冷血的法律羞辱人民》、《辱母杀人案:不能以法律名义逼公民做窝囊废》等文章获得大量的点赞，更不乏律师撰文口诛笔伐。 但我认为，法院判决并无原则性错误，但其判决确实过于教条，说理部分着力于“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报道语）有失偏颇，更是火上浇油，将自己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无期徒刑已是较轻处罚，判决无原则性错误 从专业上看，被告犯故意伤害罪无疑；致一死、三伤，其中两个重伤，后果已是极其严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则》，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13年，每增加重伤1人，致10级残疾的，刑期增加一年，依次每增加一级残疾等次，刑期增加六个月。而本案，被告致使一死三伤，其中重伤二人，根据规定，被告所实施的犯罪已经超过单一犯罪最高有期徒刑15年的上年，只能是无期徒刑或死刑，通常是死刑，判决无期徒刑应该是已经考虑被告杀人缘由、自首等情节而作出的，故而并无原则性错误。 二、被告行为应当属于正当防卫，但防卫过当，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 这依然是个专业问题，需要从专业的角度分析。 所谓故意伤害罪，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侵害他人身体健康，依法应受刑罚的行为。客观上，被告确实侵害了4人身体健康，且后果严重（一死三伤，其中两重伤），依法应当处以刑罚——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按照犯罪理论，还要看被告是否有主管恶意，即主观方面是否有犯罪的故意，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是预谋或临时起意，再或因由较小的恶性行为而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就构成主观上伤害的故意，须依法承担刑罚；但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故意，那么通常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比如没有任何交通违规情形下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等。 根据报道的案情，本案中，被告的违法行为是在持续羞辱、报警求救无果的绝望中的一种被动的、应急自救行为，并无故意，因此，应当认定是正当防卫，但显然，被告对危急情形的估计以及采取的措施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自然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不存在防卫紧迫性”的判决理由，从客观方面而言并没有错；但关键在于，是否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也是一个主观判断问题——客观上受害人可能只是羞辱、恐吓，并没有伤害的故意，但被告经过长时间的羞辱、求救无门后，恐惧、绝望、愤怒之中，在主观上认为受害人可能会采取进一步伤害行为，进而奋而反抗，并造成严重后果。简而言之，是否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不仅要从客观上看，更要从主观上看，就本案被告而言，这种紧迫性是存在的。 但遗憾的是，主审法官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么细微的差别，进而没有充分考虑被告主观层面的因素，而是机械、教条地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从而将被告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而非正当防卫，从而做出了难以令人信服的判决，而“不存在防卫紧迫性”的判决理由更是让普通人难以从情理上接受。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多次报警、债主被明确认定为黑社会势力、被告及其母亲长时间受人人身自由限制、威胁和侮辱的情形下，警察未采取合理有效措施，从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发生，几乎可以肯定构成不作为行为，已经涉嫌触犯刑法，应当依法立案侦查，追究刑责。 四、舆论需要理性，正义才能得到伸张 对本案的剖析，绝对需要比较专业的法学知识。然而遗憾的是，舆论任性地宣泄着情绪，更有哗众起宠、搏人眼球者，而鲜有理性分析的，其中不乏法律从业者，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的最大悲哀。 我们诉求法治，但遇事又不用法律的理性进行分析而放任情绪，这无异于南辕北辙。事实上，所谓法治，官民依法行政是其一端；尊重司法裁判权则是其另一端——即便不服判决、认为判决错误或法官枉法裁判，大可通过上诉、申诉、检察、信访等正当途径解决，而非随众鼓噪起哄，砸碎公检法。作为法律从业者的律师，如果也闻声起舞，不能从专业理性的角度加以客观分析、拨乱反正，没有对司法权的基本尊重和敬畏，那真的很难配得上律师的称号和职业！ 再者，如果，司法机关一遇社会舆论压力就屈从，此绝非法治，而且极可能走向法治的反面。故而，舆论需要理性，正义才能得到伸张。何况，媒体所提出的疑问，主审法官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只是，在法律适用时，对法律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而已。 五、被告虽情有可原，但罪无可恕 被告当然是值得同情的，他也有权利反抗并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但却可能因为极度的恐惧或失望，没有很好地控制限度，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给受害人及家属造成了永远不可磨灭的严重伤害，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再换一个角度，在本案中，即便受害人实施了令人发指的恶行，也罪不至死；由此，被告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也是情法之当然。 六、编外话 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困难，这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借贷度过难关，自然也是无赖之举，但如果确实难以为继，暂时以退为进胜过饮鸩止渴；对于放贷者或债权人，索取本息是合法权利，最好依法行使，是在不行可以起诉，切莫动粗或者动用所为社会力量强行催讨，否则，身陷囹吾，则非金钱可以挽回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