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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人大代表贿选案令世人震惊，何以至此？从涉案人员的身份上大概能看出点儿端倪：贿选的代表大多是国企或私企的老板。 商而优则仕，如果不能直接从政，当上代表委员也勉强算是走上了“仕”途。民营老板自不必说，连许多国企老板也会有这个心结，原因很简单：官与商虽然同在体制之内，但终归有别。以主义为语境时，官商尚可归一；但以市场为语境时，官商注定殊异；从社会整体来看，官为主、商为辅的架构显而易见。传统文化就是传统文化，其固有的那点儿孰轻孰重之别永远别想着彻底改变。 正因如此，各级人大在选举人民代表的同时，也被看作是配置政治利益的机会，而贿选在利益存在的所有选举中都可能发生。辽宁、衡阳等地的“代表们”做得也实在太过分了。 “利益”这个东西在任何时候都是根本，只是表现形式各有千秋而已。凡贿赂必定是为了利益，无非是有些贿赂意在攫取经济利益，有些贿赂则意在攫取政治利益。意图谋取经济利益的腐败，叫做经济腐败；意图谋取政治利益的腐败，叫做政治腐败。 经济反腐从十八大至今已历时数载，且成效卓著；政治反腐雏形初现，但明显剑指远方。当然，这里不争论那些为了政治诉求而进行的经济反腐。 经济在于财富，政治在于公共事务。但在公共财富占居支配份额的社会中，经济隶属于政治，嫁接于政治，经济的背后是政治，经济的尽头也是政治，经济与政治的重叠无可避免，甚至经济是直接的利益，政治直接就是利益，经济领域扩大的本质是往往就是权力范围的扩张。最终是财富源于权力，且归于权力。 老板们贿选当代表除了步入“仕”途的考虑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权力与财富的这点儿辩证关系。 经济反腐遏制权力换取利益的行为，约束权力，规范权力，但不改变权力本身直接就是利益的属性，这种属性的权力不用寻租或转化也能聚合无限的财富，因为它自身就附带了各种经济价值。所以，贪官倒下之后，经济并没有得到解脱，社会财富仍然笼罩在权力的控制之下，恒定地保持着一种没有权力就没有财富的状态，并且权力不变，则财富不动，权力不作为，则财富不流通。 而只要权力在那里，法治就过不去，市场规则就无法真正建立。所以，经济反腐能够实现从严治党，但于法治和市场还需加力。 法治要想过得去，须靠政治反腐。经济反腐剥夺的是不正当的财富，政治反腐剥夺的是不正当的权力。权力被剥夺之后，迎面而来的自然会是法治。因此说，政治反腐更像是助力法治起飞的那个风口。 更何况只有权源合法、公开透明、运行规范、监督有效的权力，才真正称得上是正当的权力，而这样的权力只存在于法治的环境中。 所以，经济反腐纵然可以惩治贪官，但未必能够建立公平效益的经济秩序；政治反腐不仅能够惩治贪官，而且还必将催生公正高效的权力体系，然后再传导给市场，去优化经济机制。 查处人大代表贿选就是一种政治反腐，这样的反腐行动如果向纵深推进，全面铺开，则权力行使的规范性、权力产生和转移的程序化程度将大大提升，宪法权力虚置、群众对官员无法制约的问题就能得到缓解。甚至“来源于哪里”和“向谁负责”的问题也有可能提上日程，直面回答。因此，查处人大代表贿选案件的意义绝不止于强化人大职能和严肃选举制度，其背后自有政治深义。 总之，在司法改革步步推进，行政权力不断收缩的背景下，对从地市到省级人大贿选案件持续进行史无前例的严肃查处，勿庸置疑地喻示着一个新的进路的开启，而就在路的前方，我们看到法治的轮廓越来越清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