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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领导干部面对法官员额自觉退出机制，变“自觉退出”为做“职业法官”也不失是一种上好的选择。退出行政领导岗位，集中精力在一线办案，这需要不忘初心的回归，需要与官本位决裂的勇气，需要将职业法官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法官职业化，当职业法官，是法官的理想。在法官员额制的推动下，法官职业化稳步前行，同时也为领导干部当职业法官创造了机遇。领导干部入额后呈现两种情况：一是既出色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又亲自办理了规定数量的案件，两项工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是主流；二是也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继续埋头于行政管理工作，无暇办案或办案数量、质量不达标甚至出现“挂名办案”的现象，对此，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不办案或办案达不到要求的领导干部，要自觉退出员额”，并已见有一些法院的院领导退出员额的报道。那么，除了“自觉退出”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呢？其实，面对法官员额退出机制，一些办案不达标的领导干部可以有两种选择：或是退出法官员额，（保留）只当行政领导；或是退出领导职务，专事司法审判。在呼唤多年、期盼多年法官职业化后，法院领导干部（政治部主任和纪检组长按规定不能入额的除外）面对退出机制，变“自觉退出”为做“职业法官”也不失是一种上好的选择。 员额退出机制重在优选法官 员额退出机制，是法官员额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在优选法官。实行法官员额制之前，全国法院有法官约20万。其中，许多优秀法官走上行政领导岗位后，忙于行政事务，参加各种会议多，汇报或者听汇报多，办理大案难案少，身居法官之职却长期不办案，导致办案资源严重浪费。一方面办案人手少，一方面法官不办案，案多人少在有些法院成为悖论，这些现实状况不符合审判资源配置的规律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法官实行员额制，遴选优秀法官入额，部分法官回归办案一线，充实审判力量。这一改革成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法官职业化、专业化、精英化在司法改革中驶上了快车道。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法官员额制改革已基本完成，全国法院产生入额法官12万名，最优秀的法官被吸引到办案一线。最高人民法院首批367名入额法官于7月3日举行了隆重的宪法宣誓仪式，标志着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全国法院已经全面落实。司法改革实现了一次历史性跨越，选优显现明显成效。 2016年，北京法院入额的院庭长办案13.8万件，同比上升52%；广东法院入额的院庭长办案48.92万件。今年1至4月，浙江法院入额的院庭长累计结案11.6万件，占该省结案总数的59.79%；上海法院入额的院庭长结案4.8万件，同比上升17.05%。由此可见，入额的法院领导、基层法院院长达到本院法官平均办案数量的5%至10%，是符合实际、留有余地的要求。入额的法院领导，许多原来就是办案精英，因综合素质高而脱颖而出，入额后仍然在办案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员额退出机制贵在动态更新法官 然而，领导入额后不办案的问题依然存在。有的基层法院设置30多个机构，带“长”的法官忙于管理、沟通、协调，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办案上；有的领导干部以行政事务多为由，入额后仍然不办案，或者很少办案。当了官就不办案，有违员额制改革的初衷。关于院领导入额问题，中央早有要求。2015年4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专题研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时提出：“领导干部不能与一线法官、检察官争员额”， “如果领导干部进入员额又不办案，或者少办案、挂名办案，一线法官、检察官就不会服气”。现实情况正在佐证。今年3月，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关于严格执行法官、检察官遴选标准和程序的通知》；4月，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明确了院庭长办案的要求。按照文件要求，入额的法院领导必须办案，办案必须与自己的职级匹配，办案必须达到相应的数量，要对入额法官的办案绩效进行考核，办案质效不达标的应退出员额。如果法院领导入额又不办案，会影响年轻法官的积极性，会影响员额制改革的成效。全国高级法院政治部主任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徐家新指出：“不办案或办案达不到要求的领导干部，要自觉退出员额。”僵化不是员额制的特征，对入额法官要动态管理，需要有进也需要有出，既适应正常退休、新招法官的需要，又适应兑现法官绩效考核的要求，入额法官队伍吐故纳新，队伍才能充满生机活力。入了员额并非等于端上了铁饭碗，不论是担任院领导的法官，还是没有行政职务的法官，只要申请并被遴选入法官员额，就要坚决按入额法官的要求，完成必须完成的办案数量，不打折扣，不讲价钱，不讲特殊，要对得起法官入额的待遇。尤其是法院领导，要起带头作用，以实际行动拥护司法改革的推进。享受法官入额的待遇，不尽法官入额的办案责任，不管是能力问题还是积极性的问题，都应该选择退出。法官只有感受到执行制度平等，才会在办案能力上下功夫，把精力集中在办案上，最终以办案能力激发法官员额制的活力。 员额退出机制不以法官退出为唯一导向 从近期的报道看，启动员额退出机制似乎以法官退出员额为唯一的导向。试点中开先河的上海如此，主要做法是对法官办案、廉政遵纪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法官退出员额。江苏、山西也如此。据报道，山西将法官退出员额的情形列出了6种，其中包括被免去或主动辞去其行政职务的、没有亲自办案的、没有达到办案数量要求的等等。领导选择退出法官员额，有的因自己原本就不办案，有的因年龄偏大，多年当领导疏于办案，审判业务生疏，离办案的新要求有距离，选择退出员额是应该的。但是，有的也基于法院行政化未去，还留恋行政管理权、审批权和指挥权而选择退出法官员额，保留领导岗位。近期，媒体报道了江苏、山西等地法院领导退出员额的情况，退出法官员额者，包括法院院长、政治部（处）主任、庭长等，他们将专事行政管理，不再承担繁重的办案任务。但笔者注意到，目前选择退出者，只有选择退出法官员额的，还没有选择退出领导岗位的。 员额退出机制以激励保留法官为目的 应该说，个人的选择只要符合文件精神，都无可厚非。实事求是地看，院庭长特别是分管审判执行业务的院庭长，大多数是从审判一线历练成长起来的优秀法官。启动法官员额退出机制，要实现有进有退，退出有序，退出有据。法官退出员额后需要及时补充，办案不能没有法官；入额法官办案需要制度配套，去行政化要动真格，减少行政事务，减少文山会海；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审者裁判，判者担责，法官的责任更大，对法官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亟须保留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以适应改革后法官承担的权利和责任。从实际情况看，有的入额法官没有完成办案任务，并非能力问题，也非不愿意，确实是被政务缠身，有心无力。这时，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是：面对法官退出机制，领导干部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是退出入额当行政领导，还是退出行政领导专事审判？ 员额退出机制重在法官的选优，贵在法官动态更替，退出员额不是唯一导向，激励保留法官才是目的。激励法官走职业法官之路，使之执着于办案，而并非是逼迫领导退出员额；启动员额退出机制后倒是希望看到，一些法院领导把决定退出行政领导岗位作为自己的优先选择，以集中精力在一线办案。这需要不忘初心的回归，需要与官本位决裂的勇气，需要观念更新舍弃既得利益，需要将职业法官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其实，这样选择符合改革后实行法官等级的新趋势。专事审判晋升法官等级的路是通畅的，基层法院的法官可以是高级法官，入额法官的舞台相当宽阔，有志于职业法官者将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解放军南部战区军事法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