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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案的不定案，定案的不审案，法律文书要层层审批，这事你听说过吗？ 身为法官，却被大量事务性工作缠身，无法专心审案、判案，这事法官遇到过吗？ 官司赢了，迟迟得不到执行，判决书成了“法律白条”，这事你恼火吗？…… 上述现象，都是司法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司改）要破解的难题。两会上，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独家专访上海、广东、贵州、河南、湖北五地高院院长，听他们聊聊司改的“那些事儿”。 从“领导什么意见”到“这是我的责任” 明明自己没参与案件审理，却要为下属的法律文书签字“背书”。而案件一旦出现问题，还要“背锅”。这是司改前，西部一位基层法庭庭长向记者倒的“苦水”。 作为司改的基石和“牛鼻子”，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让这位庭长的烦恼不复存在。司改以来，“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取代了以往“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行政化运行模式。法官切实担起责任，审案判案不敢“任性”。 作为司改首批试点省份之一，上海的探索颇具代表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说，上海法院系统以司法责任制为基石，积极推进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建立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规则及审判人员“权力清单”，要求院庭长不得审核签发自己未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建立起审判人员“责任清单”，明确法官在职权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目前，上海法院系统直接由独任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占总量的99．9％；在贵州，全省法官人均年度结案量较改革前提高了148．13％；在广东，试点法院东莞中院在受理案件增速较快情况下，法官平均办案周期缩短4天多，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再审启动率、信访投诉率等均下降明显。 “过去法官遇到问题，第一反应是‘领导什么意见’，现在首先想到的是‘这是我的责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潮说，改革让法官更能发挥独立思考和判断，对法律和事实负责，回归了法官本来的状态。 审判权下放，并不代表着案件审理不受监督，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判委员会可以为一些疑难复杂案件提供参考意见。“广东探索‘清单式’审判管理监督模式，向规范化、机制化和可视化转变，确保管理监督不缺位、不越位，做到‘放权不任性’。”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龚稼立说。 一些地方还自加压力，保障审判权廉洁行使。上海市法院系统近三年来向当事人发放廉洁监督卡200万张，进行案件廉政回访1．5万次。根据相关制度，全市法院配偶或子女是律师或从事相关职业的101名法官全部实现“一方退出”。 专业人做专业事：法官“兼职”书记员，这事没有了 “对法院而言，司法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哪一项？” “员额制！” 这是受访的地方高院院长回答记者提问时不约而同的答案。 作为司法责任制的前提，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落实员额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场“动自己奶酪”的自我革命。难度何在？以上海为例，改革前全市共有3697名法官，而员额制改革后将有730人不能入额。涉及“饭碗”，这改革难不难？ 为何要改？“长期以来，司法人员管理被等同于一般公务员管理，不少法官在政工、纪检部门工作，并没有专心从事法官工作。而法官要‘包打天下’，甚至连书记员的活儿都要自己干。”一位受访院长说。 员额制瞄准此类“人岗不分”现象“开刀”，推动法官队伍走向专业化、职业化。按照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分类，各地优中选优、严格筛选优秀法官入额，并提高辅助人员比例，让各类人员心无旁骛，专业人做专业事。 “改革让优质资源回归审判一线，真正实现了以审判为中心。”孙潮说，目前贵州三级法院员额法官占政法专项编制的28．09％，但一线审判力量却较改革前增加了28．33％。在上海，入额法官全部配备到办案一线，主要办案部门的法官实有人数较改革前增加11．7％。在广东，入额法官呈现梯队化、专业化、年轻化的特点，全省入额法官中具有10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的占77．65％，45岁以下者超过六成。 分类管理将过去被繁复行政工作缠身的院庭长“解放”出来。2016年，广东全省法院院庭长办案数量较改革前提高67％。龚稼立说，院庭长办案特别是办疑难案件已成为常态，他们的水平高、影响力大，审案权威，也让群众更有获得感。 法官入额后，是否意味着就此进入“保险箱”？答案是否定的。上海、贵州等地加强对法官日常考核，探索员额法官退出机制，考核内容包括办案业绩、廉洁自律、职业操守等。“入额后考核不合格的法官将退出员额，解决‘一次入额、终身入额、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崔亚东说。 一套“组合拳”直击执行难：“老赖”藏不住了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司改的重要目标之一。而生效判决书久执不决，成了“法律白条”，让群众意见强烈。针对这一现象，201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承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一年来，这也成为各地深化司改的重要发力点之一。 子夜蹲点、凌晨出击、除夕神兵、初一会战；早晨堵被窝、中午堵饭桌、晚上堵酒桌……这不是影视作品里的桥段，而是河南省法院打击“老赖”的手段。 由于上了深圳法院的失信“黑名单”，一位在杭州参加会议的企业老总无法购买返程机票。无奈之下，这名“老赖”只得主动履行九千多万元的还款义务……这是广东在解决执行难时的一个典型案例。 一张针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天罗地网”正在布下。“我们以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打击拒执犯罪等方式，加大信用惩戒力度，让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利用财产网上查控体系，更快捷迅速地执行。”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说。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说，河南已有41．7万余名“老赖”账户被纳入“黑名单”。各级法院先后与175家全国或地方性商业银行、108家国土住建部门联网，利用信息化手段查款找物，基本实现“老赖”的钱“查得到、冻得住、扣得着”。 一些地方则以改革优化执行权力配置提高执行效率。上海法院系统探索审执分离改革，实行执行机构与裁判机构分设，并建立专门执行的司法警察队伍。2016年全年共执结案件12．75万件，同比上升4．9％；执行到位标的额676．4亿元，同比上升59．6％。在广东，去年全省清理积案拖欠执行款90多亿元。在河南，各级法院2016年共执结各类案件25．2万件，5．6万余人迫于压力主动履行还款义务。 “组合拳”之下，大量执行积案被化解，一批老赖“无处藏身”，诚信守法的氛围日趋浓郁。“在广东阳江，一名被执行人在亲属帮助下主动偿还了12万余元的债务。这说明我们采取的系列措施，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龚稼立说。（参与记者：陈晨、王成、叶前、潘林青、李亚彪、高洁、史林静、李放、潘德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