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菜楼夏令营之十六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书菜楼夏令营之十六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1版1印潘光旦先生清华大学的老伙计——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过“照着讲”和“接着讲”。梳理中国哲学史，最适宜的态度是，原原本本地“照着讲”，孔子怎么讲，孟子怎么讲，董仲舒怎么讲，朱熹怎么讲，王阳明怎么讲，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在冯友兰先生看来，“照着讲”属于第一层次，没有神游冥想，没有与立说古人相同的境界，“照着讲”也不容易达到。即使做到了“照着讲”，只是“守先”，要想“待后”，在“接着讲”的基础上，就应该对所在的时代有一个深刻的体认，有所发明，有所推进，这样才能达致第二层次的“接着讲”。冯友兰先生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潘光旦则是深切理解梅贻琦校长大学理念，长期担任清华教务长、图书馆馆长，某种程度上，他们共同推动，对清华学派的壮大，功不可没。1988年，王瑶在朱自清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提出清华学派的概念，说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朱自清先生的长期领导之下，既注重宏观，也注重微观，既视野开阔，又立论严谨。王瑶的讲话，引起清华中文系徐葆耕内心巨大的震动。学界讲到清华学派，经常与北大相提并论，说清华重分析，北大重归纳，清华重理论，北大重历史。所举的例子，以冯友兰先生所在的哲学系为限，以陈寅恪先生所在的文史两系为例。从狭义的角度，这么解读，有助于深入理解北大、清华两校不同的学术风格，是有益处的。如果从更宽广的角度，不以哲学系为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北大是一个整体，清华也是一个整体。学派的行程，有它的起承转合，有源起，有流变。就清华来说，清华学派的产生，在国学研究院，甚至之前，就已经有了萌芽。在国学研究院之前，梁任公栖身水木清华，任公在此，并不仅仅是寻找清静之所在，也不仅仅是清华学生家长（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在此上学），对眼前的留美预备部放洋同学，梁任公对清华寄望甚殷，以君子之德相许，期望诸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又希望清华担当学术独立的历史重任。梁任公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担任导师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学派的历史，是从这里开始的，并不是从朱自清所在的中文系。当然，1929年初国学研究院正式结束，陈寅恪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开课，又有杨树达、刘文典、闻一多诸位学人的努力，朱自清在其中做行政工作，对清华学派，也有自己的贡献，但，不宜高估。清华文学院的先生们参与了清华学派的创建，国学研究院创院功臣，现在外文系的吴宓先生，以及钱稻孙、温德、叶公超，历史系的蒋廷黻、雷海宗、张荫麟，哲学系的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都在为清华学派的茁壮成长锄地施肥。至于文学院社会学系，似乎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所以，坊间各种聊清华学派的书，所谈不外文史哲三系的先生们。其实，梳理清华校史，就会发现，“清华学派”这棵大树，有三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不能忽视，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学派中的贡献，学界多有谈及，梁任公导夫先路的作用，也在有人关注，清华学派一位关键人物，则彻底被遗忘了，这就是潘光旦先生。潘光旦先生被遗忘，也不是偶然的。潘光旦先生是一位社会学家，有的人就会说了，清华学派主要是文史哲学者分内之事，没有社会学家什么事。这像话吗？清华曾经盛传一句话，清华是清华人的清华，意在说明，虽然清华在人才引进方面，兼容并包，但，出身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放洋同学，学成回国，回到水木清华，所在多有，成为清华的中间力量，也是不必掩饰的。闻一多、吴宓、雷海宗、张荫麟、金岳霖、陈岱孙、萧公权、叶企孙、张奚若、周培源、萨本栋、顾毓琇、施嘉炀、汤佩松，皆为清华校友。这些校友在水木清华，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教授治校，在清华获得了相对成功，除了有一位懂得克制的君子——梅贻琦校长之外，还在于，“基干民兵”有一批人乃清华校友，所以，也不妨说，清华的教授治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校友治校。当然，清华也不欺生，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就出身北大。清华是全体清华人的清华，清华学派的建立，大家都出了力，都曾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当代学界，是否深入研究了学术，大家感同身受，不好说，不好说，因为说不得。但有一个方面，很有意思，那就是学界割裂的很厉害。有些学人，连本学科、本专业学人的著作，都懒得看，更没有时间和兴趣进行广泛了人文阅读了。这样，有形无形的清规戒律，使得很多人，有意无意之间，把一些学科和学人遮蔽了。其实，潘光旦先生所在的社会学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序列都在清华文学院。潘光旦先生，1926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之后，像老同学闻一多一样，并没有直接回到水木清华，而是有过一段漂泊的学术生涯。最后，落叶归根，才回到清华。1926年——1934年八年间，潘光旦一直在上海，上海是潘光旦的老家，1899年出生在在宝山县罗店镇，在这里开蒙，上小学，一直到十四岁入读清华。潘光旦入读清华之前十年左右，上海附近地区一般读书人家很不愿意把子弟送入洋学堂。辛亥革命之后，社会风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态度已经起了根本改变，由“不屑”到“追求”，潘光旦入读清华，就是谨遵父命。1912年潘光旦的父亲从北京往家写信，命“两等小学”的毕业的潘光旦应1913年清华入学试。当然，这与潘老先生有京师大学堂的履历不无关联。潘光旦九年清华，四年美国的读书生涯结束之后，思家心切的潘光旦选择在上海工作，潘光旦从上海码头下船时，兜里只有一块钱了，这是一位不一般的读书人，在美国求学，带着大量中国古籍，手不释卷，嗜书如命，见到好书就买。潘光旦回到家乡，上海已今非昔比，成为远东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教育文化发达，报馆书局林立，先后在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东吴大学法科、复旦大学、沪江大学教课或兼课。也曾在《时事新报·学灯》担任编辑，此间，值得一说的，还有新月书店的营业。1934年，陈达先生在《清华周刊》介绍清华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现状时，特令介绍新聘教授：自本年秋季起，本系拟聘潘光旦先生为教授。潘先生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社会学教授，上海《华年周刊》及《中国评论报》编辑。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著作甚多，如《中国家庭问题》、《自然选择与中华民族性》、《人文生物学史》等。（《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349页）还介绍了潘光旦先生将要开设《社会思想史》、《家庭问题》、《优生学》三门课程。1934年9月1日，潘光旦回到水木清华任教，回到老同学身边，载欣载奔，快慰平生。走在清华园，举目望去，都是熟悉的面孔，萨本栋、黄子卿、雷海宗、闻一多，1922年留美预备部一起放洋同船赴美的同学，至于闻一多，更不用说了，连名字都来自潘光旦的点子。闻一多原名“闻多”，潘光旦觉得这名字不大通顺，建议中间加个“一”字，变成闻一多了，在水木清华，老同学互相砥砺，闻一多由于诗人成为学者，至于潘光旦，是一位杂家，新月的一位中坚力量，也不大接触文学上的事了，开始谋划社会学中国化的大文章。潘光旦在社会学及人类学系，也倍感亲切，总共四位教授，除了俄国贵族史禄国，其他三位都是留美预备部放洋的前后级同学。系主任陈达是学长，1916年就放洋了，1923年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一直在清华，是清华社会学的开创者；吴景超则是1923年放洋的学弟，芝加哥大学博士，学称回国，曾在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执教，1931年回到清华。1935年费孝通的老师史禄国离开清华，就把社会学及人类学改称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系，称得上——清华是清华人的清华。《不愧是真正的清华人》提到，清华社会学系在民国办的最好。还说到之所以成功，与陈达、吴景超、潘光旦是清华校友无不关联，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没有提及。陈达、吴景超、潘光旦三位先生，都具有学术勇气，在学术自由的氛围中，无所不言，无所不思，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勇敢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是可贵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开阔的学术胸襟，雍容大度的学人风范，更加难能可贵。梁任公在1923年初，会见来访的清华同学时，不仅提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单，而且，对美国的学术风格，有高度的自觉。任公希望清华诸生，要有一点文化自信，不要处处迷信美国，汲取美国大学优良的传统，摒弃美国大学的弊病。任公不愧是任公，就是站得高，看的远：美国所犯毛病最大，所以影响到一切。她的教育过于机械的，实利主义太深了，所以学校教学生总是以“够用了”做标准。只要够用便不必多学。所以美国的学问界浅薄异常，没有丝毫深刻的功夫。这种实力主义的又一结果就是将人做成一部分的人，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的，他固然有混混沦沦的毛病，然而只做一部分的人，未免辜负上帝赐给我们所人人应享的“一个人”的生活了。我认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应当融和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做宣传者。（《清华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第399页）清华的出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这种身份先天决定了清华所受美国的影响，必然既深且远。这从老清华设立工学院，并且不遗余力，开足马力发展工科，固然有外忧内患的国情所激发的家国情怀，同时，还是美国大学实用传统影响所致。具体到清华社会学系，也存在这种情形。清华社会学的定位，不能说不清晰，但，前后并不一贯，存在一个大的变化。潘光旦先生1934年来到社会学系时，社会学系属于文学院，当时清华文学院设置四系——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及人类学系。不把社会学纳入清华学派之内，与学界对清华校史了解不够有关。也与社会学系的学科定位有关，现在的学术版图，社会学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组成社会科学的主体。文史哲则属于人文学科。少数知悉清华内情的学者，也不愿意多管闲事，越界管辖，觉得要是把社会学纳入清华学派，就有些不够纯粹了，再说了，文史哲三系，流淌中国文化的体温，先天具有学术独立的潜质，至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印象当中，属于舶来品，西学东渐的产物。既然美国是世界的一个学术发达地区，中国属于学术落后地区，虚心向人家学习，取得真经好了。费孝通说吴文藻先生初次登台，讲授西洋社会思想史，摒弃英语而用中文，某种程度上，开启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费孝通1945年进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复员之后，来到清华园，与陈达、潘光旦、吴景超先生成为同事。费孝通和他的老师吴文藻所做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被称为社区研究。直到现在，有些人都觉得“社区研究”，至少听起来，还是不够中国化。潘光旦的两位清华校友，与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一样，一直在做着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只不过他们没有培养出一位像费孝通这么有名望的社会学家，以至于湮没无闻了。陈达先生是有着问题意识的社会学家，人口问题、劳工问题、华侨问题，都是陈达先生持之以恒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从社会学系1936——1937年学程表，就可窥一斑，这张学程表上所列社会学原理由陈达先生担任，这学年陈达先生还开设《人口问题》、《现代社会运动》、《社会立法》，陈先生用力甚深的《中国劳工问题》，本年度暂不开班。吴景超先生已经结束第一期学术黄金期，于1935年离开清华园前往行政院工作。中国社会学领军人陶孟和先生的骨干——李景汉，此时来到清华社会学系，担任《社会研究法入门》和《初级社会调查》、《高级社会调查》，想来，李景汉先生的高级社会调查，必会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蓝本。讲师杨堃讲授《普通人类学》。有意思的是，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当年在清华社会学系兼课，讲授《近代中国社会研究》，主要介绍明清两代地方志纂修的成败得失。谭其骧的学术取向，与潘光旦先生有交集，加以潘先生诲人不倦的风范，谭其骧很受启发，写出汉民族迁徙历史的论文。邓锐龄先生回忆，六十年代初，谭其骧从上海来京，登门拜访潘光旦先生，先生很快乐。从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窥见潘光旦先生成人之美的德行。当年，潘光旦先生开设的课程有《家庭演化》、《优生学》、《人才论》、《西洋社会思想史》，每门都是一周三小时。《儒家之社会思想》本年度暂不开班。潘光旦是由陈达先生引进来的，有知遇之恩。但是，潘光旦所理解的社会学，与陈达相去甚远，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在大学理念上，陈达先生主张培养专才，潘光旦则主张通才。陈达与潘光旦要是穿越到当代学界，怕是就不好相处了。理由是明摆着的：吃我的饭，绝对不能砸我的锅。既然我请你来的，唱对台戏，跟我对着干，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意思的是，潘光旦把清华哲学系当做一个擂台，一直与陈达进行争锋，痛陈清华社会学系之弊，谆谆告诫学友，即使达成为不了通才，千万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专才，陈达先生则进行反击，将自己的理念贯彻始终。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谁也没有说服谁，两人各行其是，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为止。更有意思的是，潘光旦与陈达是一辈子的好朋友，视陈达为兄长。潘光旦与陈达之间的有意思的关系，在当今学界，怕是比较稀罕。对此，两位老辈习以为常，觉得为真理而争，也不至于恩断义绝，影响私交。依照费孝通的说法，陈达和潘光旦两位先生，都懂得一个“己”，明了两人之间的分寸，从来不因为争论伤了和气。他们都是真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则反是，同而不和。邓锐龄先生回忆，潘先生一次慨叹地说：我们的文章发表以后，很难听到读者的意见，从而不知是对是错，这就真的不如梨园一行，他们唱戏一出场，唱做念打，一举手，一抬足，观众马上有反应，或叫“好”或叫“倒好”。（邓锐龄：《回忆潘仲昂先生之二》，《中和位育》，第293页）潘先生跟邓锐龄说这番话时，是在六十年代初。那时候，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学术批评，要么文章发表之后，无声无息，只当没看到；要么吹毛求疵，上纲上线，恨不得给作者戴上几顶大帽子。潘先生之所以跟邓锐龄“慨叹”，老夫子有着极深的寄予，只不过，潘先生理性和感性搭配德非常均衡而已。清华社会学得到很好的发展，既得益于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气候”，同时，也得益于社会学系陈达和潘光旦塑造的“小气候”。潘光旦不止对陈达的理念不满意，也对当时中国社会学的风气不满意。潘光旦先生所期望的是“中国社会学”，而不是“社会学在中国”。孙本文、陈达、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包括少壮派的费孝通、林耀华，都有着社会学中国化的追求，不要忘记脚下这片土地。所以，学成回国之后，奋力在中国寻找社会问题，陈达先生以其在劳工、人口和华侨问题卓有成效的创获，与社会学的领军人物——陶孟和先生，作为社会学界的代表，获选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但这一切，包括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第四种国家的出路》、李景汉社会调查的典范之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以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所有这一切，在潘光旦先生看来，只是达到了“社会学在中国”，要想达到“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1941年，清华迎来了三十周年校庆，梅贻琦校长想深入阐发治校理念，公务冗繁，腾不出工夫，拟了一个大纲，交由潘光旦执笔，这就是百年中国大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大学一解》。在《大学一解》中，潘光旦尽情尽意发挥通才教育的理念。但是，潘先生所服膺的通才教育理念，在社会学系并没有得到贯彻，因为，擂台一边的陈达先生，意志坚定，也不好说服。1942年，潘光旦先生憋了多年，实在忍无可忍，写了一篇《谈中国的社会学》，志浩读过一遍，实在受益良多，建议当今社会学系的师生，有机会找来读一读。潘光旦先生开宗明义：西洋的社会学，以及中国大学校里所讲授的社会学，我一向嫌他过于空疏，不切实际。社会学的对象是社会，社会是许多人的一个集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和，是一个很切实的东西，而研究到它的这一门学问，也应当是一门很切实的学问。（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428页）潘先生不止反对中国社会学系，连中国社会学系的师傅——欧美，也都反了，有气势。不过也存有一点疑问，西洋包括中国的社会学系一直在寻找社会问题啊，这些社会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是具体存在的，社会学家通过社会调查，对社会问题进行梳理，并尽可能寻找一个应对之策。这可是是实打实的呀！只好倒觉得，社会学成功之处在于实打实，局限也在这里，太实打实，没有一点前瞻性。跟在社会后面跑，有点消防队员似的，哪里出了社会问题，就在哪里“灭火”。而且，社会问题小了，小小不言，还不如社会学家的法眼，以至于社会问题很大了，火势凶猛，社会学家才出现场，等把火灭了，间架结构也被烧的差不多了，留下一片废墟。潘光旦先生怎么反倒觉得社会学空疏呢？潘先生接着说，到陪都重庆，发现最棘手的问题，不是旁的，而是人事问题。潘先生得出一个印象，他们所耗费的精神，在人事方面的往往多于事业方面。我们时常评论在政治方面工作的人，说他们只做官，不做事，也就是说，他们只知应付人事，不知办理事业，“应付”两个字，不用说，就包含着许多的问题。（同上）所谓人事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最道地的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是社会学应该当研究的一个最大的对象，但历来就不大有人把它当做一个社会问题看，不要说加以切实的研究了。（同上）不管在哪，只要跟机关的人打交道，大家都会产生一种通感，但，习焉不察，有些人只要一跟机关打交道，就会或多或少产生一些心理阴影。最有意思的也在这里，大家都觉得不痛快，都觉得应当改良，但，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与这些东西无关。这在潘光旦先生看来，实在不可理喻，毫无道理可讲。潘先生良苦用心，首当其冲，改良人们的“社会问题观”。也就是说，真正要命的问题，就连社会学家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被遮蔽了。其实，不成问题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一般人了解的社会问题是人口问题、家庭问题、种族问题、犯罪问题、劳工问题、贫穷问题……之类。我们略加分析，可见这些只不过是一些特殊的社会问题，以至于一些边缘的社会问题。说他们是特殊的，因为他们往往只牵涉到一部分的社会分子，并且往往是很特别的一部分，甚至于只是有某种病态的一部分。说他们是边缘的，因为它们往往牵涉到别的生活现象，研究起来，势须牵涉到别的学问的门类，而所牵涉到的往往不止一门两门，例如生物学、或心理学、或经济学、或法律学……。约言之，这些社会问题，其道地的程度，要远在我们当前的人事问题之下。（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428—429页）潘光旦先生写作此文时，脑海里第一连接就是陈达，因为，陈达先生就在研究人口问题、劳工问题，当然，研究人口问题、劳工问题，也没有错，各种社会问题，都需要有人研究。只是在潘先生看来，未免有点偏离靶心了，最重大的人事问题，反倒没有人研究，那么，只要跟机关打交道，大家就只能眼看着做机关的应付差事了，机关办事的效能，也就可想而知了。效能低到一定程度，似乎也没有人研究一番，大家只能做忍者神龟了。潘先生开始发力了：人事问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社会问题，所牵涉到的社会分子可以说各类人都有，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贫富贵贱……，而这些分子大体上又相当的健康，没有什么显著的病态。因为各式的人都有，固然就容易引起问题，又因为期间病态的人较少，而犹不免于发生问题，则其为严重而有切实研究的必要，应在其它任何社会问题之上。人事一类的问题可以说是社会问题之本，而其它是末。所以数十年来社会学虽发达，其所研究的问题虽多，所已得的结果虽复可观，我总觉得它有几分舍本逐末，特别是从中国社会的立场看去。（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429页）以上是潘光旦先生所说的第一个方面，因为实在精辟，而且一场值得重视，所以，志浩引用的多一些。第二个方面，潘先生指出了社会学界存在的教条主义作风。把西洋社会当做一般的社会，忽略了中国社会。潘先生注意到，社会学引进以来，在社会调查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社会现象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它有它的来历，它有它的原委，它有它的“然”，也有它的“所以然”，近时的调查工作所能发现的最多只是一个然，于其所以然，实际上还没有过问。换言之，研究社会的人大都不通晓历史，而在研究历史的人又往往不通晓社会。研究历史的不懂社会，还不要紧，而研究社会的人不通晓历史，却有很大的危险，好比医生只看见症象，而不探问病源，也就无怪一切解决方案的不切实际了。（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430页）清华社会学系一直在文学院的序列，这时已经指出过的，1937年，潘光旦和陈达争论正酣，战火已经逼近清华园，在国民政府直接推动下，北大、清华、南开来到湖南，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经过长途跋涉，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1940年，社会学系与历史学系合并在了一起，成立历史社会学系，潘光旦先生，如愿以偿，欣慰不已，多年的理想变成了现实，潘先生希望借着合并的契机，让社会学系变得深沉一些，具有历史的立体感，不能仅仅从一个平面看待社会了。当然历史学与社会学系合并成历史社会学系，也有客观原因，北大和清华设有历史学系，南开则没有，长沙临时大学期间，报到学生不多，遂暂并为一系。1040年随着来昆明学习学生增多，联大常委会决议社会学系与历史系分开。潘先生这时也要顾全大局。但，当时社会学系，毕竟还在文学院。不知道为什么，1941年5月初，经联大常委会决议，将文学院社会学系改隶法商学院，这样一来，联大复员之后，社会学系回到清华园，“学术户口”在法学院。潘光旦先生，怕是不大愿意接受。社会学系由文学院到法学院之间的位移，不以潘光旦先生的一直为转移，很明显，离历史学系就更远了，此举具有象征意义。从此以后，社会学系研究表面的社会现象，就可能更加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纵深的立体的研究，大概，只属于潘光旦先生的个人兴趣了。潘光旦先生接下来指出第三个弊端：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资料不够，或随够而尚未经大量的搜集与细密的整理，而一方面已经有人发挥他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史观；社会史还没有着落，不知所谓史观者又从何而来。（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431页）在潘先生可能来，用西方的理论来套中国，可以说由来已久，于今为甚，做这种工作的人，也不大容易，用尽了力量，无奈中国太复杂，有的地方就套不进去，为了一劳永逸，干脆来个削足适履，最终套倒是套进去了，只是把中国弄得遍体鳞伤。潘先生最后说，以上三种弊病的出现，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见同不见异”。总之，第一点弊病是由于见不到人与人之间之异，第二点是由于见不到此社会与彼社会之异，或群间之异，第三点是由于见不到此历史的社会与彼历史的社会之间之异。要祛除这几个空疏而不切实际的弊病，从而建立起一派中国社会生活可以利用的社会学来，当务之急是要增加我们辨别同异的眼力。（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五卷）第432页）尚未见到陈达先生对潘先生《谈中国的社会学》的回应，陈达先生号“通夫”是一位很通达的夫子，但，对自己的理念，一以贯之，并没有让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潘光旦说服。各位在原则问题上，各不相让，在非原则问题上，又推己及人。两位夫子之间如此微妙的关系，直到清华社会学被取消，也没有说哪一种观点占据清华社会学系的主流，充分展示了大学之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长期的辩论中，陈达和潘光旦一方面吸取对方的长处，反省自己的不足，不断深化自己的思想。至于擂台之下的各位“看客”——清华社会学系的学友，从两位夫子身上，汲取品格和学术滋养，尽管系主任陈达先生希望各位学友成为专才，但是，学友们并没有单独学习陈达先生，还要跟潘光旦先生讨教，诲人不倦、乐善好施的潘光旦先生，喜欢解决学友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读书、恋爱、婚姻……随时随地，都是社会学的课堂，只不过，只要来到潘先生府上，就会看到和和善善、亲亲切切的一家人，有人说，潘光旦先生是最没有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家。可称一代完人。1976年，在文革的喧嚣中，陈达先生听到老伙计，争论了一辈子的潘光旦去世了，很少动感情的陈达先生赋诗一首：哭潘仲昂廿年同事不平常，死去孤魂我断肠！梦里寻君徒自苦，醒来犹自独悲伤。（2017年8月6日，书菜楼）

律师名博

> 律师 > 律师名博 >

书菜楼夏令营之十六

频道精选

最火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