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菜楼夏令营之十三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书菜楼夏令营之十三汪子嵩口述张建安采写《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1版 6000册张世英与汪子嵩，同庚、同学、同事、同业，加上同住北大中关园，可谓“五同”，很长一段时间，两人还同为革命左派，难怪张世英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我和汪子嵩是好朋友。“同庚”，两人都是1921年生人，这一年出生的学者还有何兆武、谢韬，1921年前后出生的还有王元化、李慎之，每一代人，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张世英、汪子嵩，与政治更迭、朝代变迁有这么紧密的关联与互动，比之清末民初的历史巨大，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代人的一大事因缘，在于曾为新中国的成立添砖加瓦。“同学”，殊胜因缘，西南联大的两位校友，张世英和汪子嵩，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成为同级同学，同住昆华中学宿舍，汪子嵩住二楼，张世英住一楼。不同的是，张世英入读经济学系，汪子嵩入读哲学系。张世英由经济学系转入社会学系，由社会学系转入哲学系，殊途同归，与汪子嵩一同立志成为一名爱智者，接受冯文潜、贺麟、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先生的熏陶，也受到吴宓、刘文典先生的点拨，也同时从闻一多先生身上汲取道义的担当，两位都是手不释卷的读书种子。汪子嵩几乎门门功课，都是优秀。“同事”，院系调整之后，1953年，张世英、汪子嵩同在中国大陆唯一的哲学系——北大哲学系，当时系主任是金岳霖先生，汪子嵩是行政秘书，张世英则是教学秘书。在批判西南联大哲学教授为代表的旧学统，建立新学统的过程中，张世英、汪子嵩，撸起袖子，甩开膀子，挥汗如雨，不遗余力。也就是说，误入歧途的三十年，可不是被动的，而是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同业”，张世英和汪子嵩，在新时期到来之后，在人生的夕阳红阶段，西南联大所曾接受的教育，老辈给以的熏陶，重新在内心翻腾，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即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除了对早年偏爱的黑格尔进行深入研究，张世英还把视角伸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写出了《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境界与文化》、《哲学导论》；汪子嵩则重新拾起希腊之梦，主持编写了四卷本的《希腊哲学史》。张世英、汪子嵩有一段时间，听从时代的召唤，愿意走出象牙塔，谁承想，在耳顺之年，在心里才能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两位老童生，还在认真完成西南联大老先生给他们布置的作业。对此，志浩有一些担心，以后的人们，怕是很难走入这一代人的内心世界，不一定持有了解之同情了。如果说张世英和汪子嵩，还有哪些不同，同中之异，并不太多，毕竟还有两点不同。两人身世不同，张世英出生于武汉市百泉乡书香人家，父亲是一位清苦的教书先生；汪子嵩出生于杭州江干区“慎记”木行，祖父参加过太平军，回到家乡时，祖上几进的房子，都被烧光了，但是，凭借家门前那棵仅存的银杏树，愣是白手起家，创建了很大的家业。但是，这份家业置备不易，散起来却很快，1927年，汪子嵩六岁时，“慎记”木行的掌门——父亲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家庭很快败落，汪子嵩以后成为一位革命左派，是可以从这里找到一点因缘的。张世英即使有闻一多先生的谆谆告诫，也没有义无反顾走向革命，也与张世英的家庭出身，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出身不同，家境有异，所以，汪子嵩比起张世英，在政治上，要进步一点。如果说张世英是一位中间偏左的青年，那么，汪子嵩就是一位革命左派。很长一段时间，汪子嵩的上级领导是王汉斌。汪子嵩在西南联大，留给张世英一个神秘的印象：1941年秋我上西南联大念一年级时，与汪子嵩同住昆华中学宿舍，他住二层楼，我住一层，我当时念的是经济系，和他不同系，彼此不认识。但他一口杭州口音，又有人告诉我，说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于是引起了我对他的注意，却没有在一起交谈过。后来，我转学哲学系，常常同班上课，又因我休学一年，比他低了一个年级，仍然没有深交。当时，共产党员毕竟是极少数，像我这样的非党员，都爱指指点点，议论某某是不露面的地下党员，某某是爱露面的地下党员：例如何东昌是露面的共产党，倒孔运动时，就是他带领我们游行到昆明市区的大街上，高喊“打到孔祥熙”的口号，谁都知道他是“共党分子”，不足为奇；而汪子嵩则是不露面的共产党，反而更易引起人们的好奇。但汪子嵩学习成绩好，而且喜欢古希腊哲学，陈康教授开设的“古希腊哲学”课（具体课程名称已记不清，汪应该还记得），他是班上最认真听课的学生。我当时虽没有跟他有多的交往（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之间似乎总有一道墙），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冯友兰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以为西南联合大学，可纪念者，盖有四焉，论及第三个可纪念者时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冯友兰先生不愧是一位得道的哲人，一语中的，十分精辟，依照五十年代的说辞，西南联大是一所又红又专的大学。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此之谓“红”；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此之谓“专”，红专结合，又红又专。王汉斌、彭佩云、何东昌，都是西南联大学生运动的健将，不断利用时机，推动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不妨说，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地下党和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几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那样高的位置工作，是有激情燃烧岁月做底子。王汉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汪子嵩的顶头上司，但，汪子嵩的站位却很耐人寻味。如果说王汉斌、何东昌是“一线”，那么，汪子嵩却选择了“二线”，其中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汪子嵩个人条件，适合做“二线”，喜读书，爱钻研，有定力，坐得住，这位天分极高的学友，在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氛围之中，如鱼得水，濡染观摩，耳濡目染，有着很大的潜质，差一点接了陈康先生的班。西南联大成立以后，北大、清华、南开，因缘际会，汇聚在一起，特别摇曳多姿。汤用彤先生是北大的文学院院长，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一头浓黑的头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是南开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瘦瘦小小，留着垂到脑后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时，我们这些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对学生们的这些玩笑，他们一点都不生气。（《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第23页）冯友兰先生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汪子嵩对冯先生的话，有着很深的感触：就哲学系的教授来说，金岳霖先生是主张新实在论的，冯友兰先生有新理学，贺麟先生则是“新心学”，洪谦先生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其他各系也如此。没有一位先生，运用学术以外的力量，压制干预其他学者。这是西南联大学者的共识。志浩在《叩问大学》小书中，提出一个观点——盛产怪才，允为好大学。所以，看到汪子嵩先生专门说到联大教授中的几位“怪人”，会心一笑。汪子嵩举了两位教授，一位是曾国藩的后辈——化学家曾昭抡先生，一位是金岳霖先生的大弟子——逻辑学家沈有鼎。两位从外表上神似：二人都带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常穿一件洗得已经发白的蓝布长衫，还有几个扣子没有扣上，脚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烂，有时似乎还没有穿好，趿拉着。走路时，他们习惯于喃喃自语，显然是在思考问题。沈有鼎这样的先生，当今似乎已经绝迹了：老先生真是很有意思的。他是没有架子的，还常去教室听课，不管是哪一系教授开的什么课，只要他感兴趣，就进去旁听。有时候，他还会站起来发问，甚至指出“你讲错了”，使讲课的教授下不了台，只好撵他出去。沈先生是金岳霖先生的高足，有一次金先生讲到一本新出版的数理逻辑专著，沈先生站起来说，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金先生只是“唔”了一声，不以为杵。（《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第41页）但，汪子嵩还有人生的另一面，白天是喜欢上课的好学生，晚上则是地下党可靠的宣传能手。两种角色，两种身份，集于一身，融为一体，水乳交融，加以汪子嵩帅气的外型，简直是迷一般的人物，引起张世英这类同学的好奇，再自然不过了。1941年汪子嵩与吕德申一起考入西南联大，同年进入联大的还有马识途、齐亮、吴国珩，吕德申与齐亮同在中文系，齐亮在中学就已经加入共产党，近朱者赤，汪子嵩跟他们走得很近，慢慢就成为组织上信任的人了。1944年学生自治会改选、组织读书会，读《资本论》、《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出报纸、刻蜡版，包括一二·一惨案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汪子嵩无役不从。汪子嵩回首往事，语气很轻，不注意的话，极可能忽略，无法探究个中深厚的内涵：我参加这些活动都是在“暗处”。《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第五十五页这句话，正好印证了同学张世英当年的猜测。如果你信奉了某种意识形态，不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只要你将它看作绝对真理，一位真理只掌握在自己手里，凡是不同于自己看法的，便认为是落后的、反革命的，以至于是邪恶的，这其实是缺乏宽容和民主精神的表现，是值得反思和反省的。（《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第61页）这是九十岁以后，汪子嵩的一个自我反省，具体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不去详说了，涉及到两位西南联大同学，一位是学长殷福生，一位是同班同学周礼全。殷福生和周礼全在地下党领导的运动中，曾经站在反对一面，当年，汪子嵩批殷福生，即使不算反动，也是落伍。至于同班同学周礼全，原本是认真读书的种子，汪子嵩也是认真读书的，但，汪子嵩对周礼全有不大好的印象。苏军出兵中国东北，但，军纪败坏，拆走了东北不少工厂设备，汪子嵩这样的左派，给苏联辩护：苏军解放东北，是伟大的军队，即使今天拆走一些工厂设备，以后，还给中国提供帮助，不要上了国民党反共反苏的当。同班同学周礼全却进行反苏游行，痛斥苏联的帝国主义行径。汪子嵩在自述中说，现在来看：周礼全他们作为中国人，对苏联军队在中国境内做出不法的事情表示义愤，发起反苏游行，不仅应该允许，并且是值得表扬的。（《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第60—61页）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汪子嵩站在政治正确的一方，在王汉斌的领导之下，发起争取教授留在北平的运动。当时我们一般都是既亮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代表中共方面希望他们安心留下，同时也征求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对国民党已经绝望，无意离开，只希望解放以后，能尊重大学学术自由，让他们安心自由地研究与教学。我们将这些情况汇报以后，王汉斌让我起草一封城工部致大学教授的信，我们起草时就写上解放后可以保证大学的学术自由等句子。上级研究后认为，中央没有给予作这类保证的权力，所以没有发出给教授的这份信函。（《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第66—67页）更加意味深长的是，院系调整之后，除了陈康先生，西南联大的哲学系的先生们，又一次，聚集在一起了，不仅西南联大，全国哲学系师生大会师，汇聚到刚刚迁移到未名湖的北京大学，与上次因为国难而联合有一些差别。原来许多大学都有哲学系的，全国有十几个哲学系，他们都不再开课，要思想改造，又害怕这些资产阶级教授自己改造不好，于是干脆都集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行改造。所以只留下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其他哲学系都取消了，将清华、南开、燕京、辅仁、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各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北大，他们的任务不是对学生进行教学，而是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这样，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一个特殊的系，单教授就有二三十位，其中许多是解放前著名的哲学家，担任过各校的文学院院长和哲学系主任。但，无论多有成就的学者教授，都必须接受思想改造。这大约是世界教育史上空前的“新创造”。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哲学系的，成为这项任务的实际执行者。（《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第74—75页）汪子嵩说，在当时，我确实是自愿积极地执行教师思想改造这一工作。汪子嵩先生不应该欲说还休，大大方方地说一说，在对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是如何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冯友兰、贺麟诸位先生在思想改造当中，是如何表现的。历史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改造之后，老辈先生确实写不出好的著作来了。汪子嵩的好友张世英说，经历一个误入歧途的三十年，志浩倒不这么看，在对老辈的批判之中，一方面，张世英、汪子嵩获得了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双重自信，另一方面，毕竟是搞哲学批判，还是要仔细阅读原典，在持续不断的批判中，哪怕是大批判，也在进行着一种学术训练，新学统的创建而增砖添瓦的那种快意，汪子嵩先生是不应该忘怀的。其实，在了解实情的人看来，汪子嵩先生习惯了政治正确，在《往事回忆，欲说还休》中，总想拿捏分寸。当初，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晚年依然活在正确之中。依照两头真的说法，汪子嵩则是早年和晚年都是正确的，至于中间那一段，无以名之，欲说还休吧！（2017年8月2日，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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