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菜楼夏令营之十二
来源：谢志浩的自留地 作者：谢志浩的自留地 发布时间：2017-08-03
摘要：书菜楼夏令营之十二张世英：《张世英回忆录》中华书局，2013年11月1版1印，5000册。 1938年冬，经过抗战初期的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吴于廑终于踏上了昆明的土地，来到西南联合大学，叩响了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序经先生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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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菜楼夏令营之十二张世英：《张世英回忆录》中华书局，2013年11月1版1印，5000册。 1938年冬，经过抗战初期的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吴于廑终于踏上了昆明的土地，来到西南联合大学，叩响了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序经先生的办公室，与陈先生进行了对人生有至深影响的一小时谈话。陈序经先生对吴于廑说，人生多转几个弯，未必没有益处。一小时之内，陈先生问了吴于廑很多问题，然后，陈序经先生对吴于廑说：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在恢复，计划招收几名研究生，你来吧，不用考试了。吴于廑进入南开经济研究所，人生还在继续，机缘巧合转到了历史，成为一代世界史大家。吴于廑对学术转弯有着独到见识：所谓转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开阔视野，不以一隅自限。学术上转弯，看来有不同发展的可能。一种转弯后不再回头，一种是转了弯又踏上原路。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利于祛除狭隘之弊。《上学记》的口述者——何兆武，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踏进的是土木工程学系，原本可以做“工科男”，但，何兆武，出奇地“不安分”，转到哲学，转到外文，最后，落在历史学系，但，也总想“跨界”。何兆武后来翻译不少西方哲学著作，哲学和外语也都用上了，至于土木工程，那就是一个名义，因为联大实行的是通才教育，大一各系学的差不多。杨振宁先生退休之后，落叶归根，回到清华园教书，表扬清华物理系的后生，安于专业，目标坚定。设若1938年，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时，想学物理，西南联大教务部门教导杨振宁——巩固专业思想，不要有非分之想，实在想转也行，必须先把化学学好，一位物理大师能否涌现，只有上天知道了。一位教书先生的孩子——张世英，在教书先生张石渠的鼎力支持下，发奋苦读，1941年如愿以偿，进入西南联大。但，有意思的是，张世英进入经济系，《经济学概论》，遇到了玉树临风的陈岱孙先生。陈先生高超的讲课艺术，化繁为简的逻辑思维，令人着迷。但，张世英出生在清苦的教师之家，对簿记、利息产生不了兴趣，1942——1943年休学一年，在昆明郊县的中学教书，补贴一点生活费用，这一年对风土人情，有了更深的感受，复学时就进入了社会学系，这里云集了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中坚——陈达、李景汉、潘光旦、陈序经、吴泽霖、李树青、陶云逵，依然没有留住张世英不羁的心。1944年，改签哲学系，张世英找到了感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生有一大事因缘，参天地之化育，张世英的人生，都是奔着这个方向而来的。但，走入哲学的林中路，有着太多的荆棘，有着太多的风雨，更有太多的迷途。1944年，张世英来到西南联大三年之后，决定转入哲学系，张世英找到系主任汤用彤先生，汤先生看到看过成绩单，很快签了字，还说：“看你成绩，是个有偏爱的人”。“ 你对黑格尔哲学有兴趣，将来可以好好在这方面做些研究”。汤先生的雍容大度，宽厚仁慈，令张世英顿生崇敬之心：我念联大哲学系期间，就选修了三门：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与大陆理性主义。汤先生矮胖，发全白，笑颜常开，穿灰色长服，活像一个罗汉，每次上课，一看到他漫步走来，我们几个同学就要小声窃语：汤菩萨来了。汤先生讲课，有一种苍劲古朴的气韵，不做大胆的假设，只要小心的求证。如果说，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寻觅清代朴学的风范，那么，不妨阅读汤用彤先生的著作。但，这么一位谨守家法的汤先生，结课考试，令人意想不到：汤先生要求学生不死记硬背，而要理解、领会他讲课内容的深意。考试时，他从不出简单的打正负号之类的试题，他像语文老师一样在黑板上书写几个大字“论崇无”、“论尚有”之类，说一声“你们可以翻书”，然后他就离开教室，两节课以后，他来收考卷。汤先生这种听任学生自由发挥的作风是北京大学提倡学术自由的一个标志，对促进学生的创造性无疑起了积极作用。这里，看得出来，张世英先生有些爱屋及乌了，汤先生讲课，一如先生的为人，恳切、诚笃，非要让汤先生有讲课艺术，还要达到陈岱孙先生的程度，未免就强人所难了。仔细推敲张世英先生遣词造句，汤用彤先生上课，还是以念讲稿为多。张世英在西南联大上学，遇到念稿子的老师，不会太少，同样是念稿子，待遇不一样。有一位，念稿子的老师，就没有得到张世英同情的理解：我念大学一年级，历史课的成绩也是勉强及格，当然，这也与那位教中国通史的某某教授有关。他一登台，便拿起讲稿念，还把讲稿举得高高的，我们学生连他的脸孔都看不全，等到下课铃一响，他卷起书包就走。我们同学私下议论：这位教授真是上课不见人面，下课不见人影。我本来不喜欢历史，再加上碰到这样一位教授，我可整整苦了一年！张世英先生的修养高，没有点出这位老师的名字，读到此处，不免颇费猜疑，这位苦了张世英整整一年的先生，到底是哪一位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得知，在西南联合大学开《中国通史》的先生，可以查证的，有三位先生，他们是钱穆、雷海宗、吴晗。运用排除法，先把雷海宗先生排除，雷海宗先生讲课，不带稿子，就带一个小卡片，口如悬河，滔滔不绝，有“声音洪亮如雷，学问渊博如海，体系自成一宗”之美誉。再一个，张世英先生作为一位哲人，写文章讲究的是严谨——某某教授，而不是某某某教授。此处，如果多一个“某”，那就是雷海宗先生了，但，描写的讲课方式，也不是雷先生的风格呀！试想，当年张世英若是听到雷海宗先生上课，就会引发不小的兴致，不至于《中国通史》勉强及格吧！另外两位先生——钱穆、吴晗，倒是都符合“某某”两个字符的条件，不过，钱穆先生讲课，义正辞严，大义凛然，每讲必带感情，也不符合这种讲课风格呀！话说回来，即使是钱穆先生讲课，也不一定引发张世英的历史学兴趣，说不定更认为老旧的中国需要西方的“点拨”和“度化”。在西学东渐大的历史背景下，开设“中国通史”无异于一种冒险，同时，新史学风尚，嗜好乾嘉学派，通史似乎也不大沾光。何兆武还有幸听到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但对何兆武来说，并不觉得这是自己的幸运，内心深处，说不定还觉得自己很无辜呢？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的另一面绝口不谈。何兆武还在那里分析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钱先生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西南联大，持有何兆武这种观点的学生，怕是有一定比列。不能说何兆武“媚外”，但要说何兆武“崇洋”，还是合乎事实的。同样是通史课，听《西洋通史》，听到西洋文明之美，如饮醇醪，津津有味，听到《中国通史》，就觉得钱穆先生不讲中国不好的地方，这是有失偏颇的。这种情感的天平，难免开始失衡。多亏钱穆先生1941年离开了西南联大，要不然，同样是热血青年的张世英，也不一定适应钱穆先生讲课当中体现的对中国历史那种浓厚的了解之同情。张世英喜欢听西方的交响乐，不喜欢中国的锣鼓喧天，喜欢听小提琴，不喜欢听拉胡琴，喜欢看芭蕾舞，不喜欢看扭秧歌，张先生的姑爷说，张先生喜欢阳春白雪，不喜欢下里巴人。张先生是一位科学家、工程师，不妨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不要忘记了，张先生是一位走在归途的哲人，何兆武、张世英、汪子嵩，西南联大有哲人潜质的种子选手，志向非小，采铜于山，这个山，在他们眼中，都是欧美。毕竟，这是欧风美雨浸润的一代。闲言少叙，《中国通史》给张世英勉强及格的教授，想必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批走上祭坛的吴晗了。苏双碧和王宏志编撰的吴晗生平活动年表，1940年秋，和袁震一起从昆明到叙永的联大分校，讲通史课。1941年8月，叙永分校结束，吴晗和袁震在回昆明途中去了重庆，到曾家岩拜望董必武，9月吴晗夫妇回到昆明。这时，一位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就已经涨到了每月二百元，多数同学可以获得政府的贷金，但，依然入不敷出，1942——1943年，张世英休学一年，在中学兼职，也是为了度过生活难关。自力更生，结余不多，但，还能请王佐良先生辅导法文。这是一位单身汉的生活。吴晗真是困难，物价飞涨，夫人还是位病号，一面教书，一面写书，一面还得干家务，一面还得照料病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吴晗都处于困顿之中。吴晗是清华培养的，既没有留洋经历，也没有工作资历，在西南联大历史学系教授之中，薪俸最低，1945年4月，雷海宗、郑天挺、姚从吾、噶帮福薪俸为590元，刘崇鋐580元，邵循正是530元，吴晗480元。张世英在西南联大，汤用彤先生之外，还得到李广田、刘文典、贺麟、冯文潜、吴宓、金岳霖、冯友兰先生的点化，无不感铭于心，以至于毕业六十年之后，回忆诸位先生，笔端常带感情，特别是为冯友兰先生辩诬，令人耳目一新：我以为冯先生是大学问家，又有志于实现自己的理想于社会实践之中，故常怀为帝王师的宏愿。然冯先生并非谄媚上司之人，相反，他也是一个敢于抗争、一心维护学术自由的纯粹学者，无愧为西南联大这座以学术自由为其重要特征的最高学府之一员。张世英在西南联大，不仅受到各位先生学术的熏陶，还寻找到了“另一半”，收获了幸福。“另一半”是闻一多先生的高足——彭兰。彭兰请闻先生“把关”，闻先生“面试”合格，给张世英以忠告，不能做一个书呆子，一定要走出象牙塔。1945年7月，在抗战胜利的前夜，张世英和彭兰在昆明青云街竹安巷一家二层楼的小房间请了一桌酒席，证婚人汤用彤先生，男女双方主婚人冯文潜先生和闻一多先生，围坐在一起叙谈了两三个小时，度过了人生多么美好的一段时光。一年之后的7月10日，张世英和彭兰回武汉前夕，向先生告别，闻一多先生感慨地说：你俩的婚姻，是我促成的，算得是文学与哲学的联姻了，世英要多学点文学，若兰（闻先生觉得她单名不好叫，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其实也有思想，有哲学头脑，要学点外文，我一向主张学中文的要懂外文。我将来等到那个时候，还是要回到书斋里一心做我的学问，我可以不问政治了，我也不是个闹政治的人。谁能想到，分手才五天，闻一多先生，张世英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就这么以非正常的方式熄灭了。闻先生的教诲，张世英一直铭记：一定要走出象牙塔。可是，张世英始料不及的是，走出象牙塔的时间，实在有点长，这就是张世英人生的第二阶段——误入歧途的三十年。在这误入歧途的三十年中，张世英在政治的狂澜中，左处右置，苦苦寻觅，中国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归去来兮，归去来兮！ （2017年8月1日，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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