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巽与之言，因为说得太动听、太巧妙，所以要注意辨别。法语之言，因为太严肃、太权威、太正式，所以要注意权变，防止其僵化，而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这种教条式的法语之言。与时俱进，根据现实情况，改变这些法语之言、这些格言、这些久久定论的格言中应该改变的部分，或许是孔子真正想表达的思想内容。孔子教导我们：要成为开一代风气，有所损益、有所开拓创新的人。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改之为贵，所改的，正是其不善者。由此而论，改之为贵，改的是教条，改的是法语，改的是法言，改的甚至可以是法律。 改之为贵，或许是我国修改法律最早的科学性表述吧！ 法，刑也。刑者，罚罪也。模者，法也。范者，法也。凡模范之称，法也。（说文） 灋，从水，平之如水，意指法之公平。廌乃独角神兽，专触不直者，而使之去。从廌，喻判断性、强制性。法是裁判、惩罚。这是法的原初意义，主要指刑或刑法或刑罚。 法，泛指法律，法令，制度。后引申为方法、准则；可活用为形容词，意指规范的、权威的、可效法的，如法帖、法相；可活用为副词，意指规范地、严肃地，如法语之言；可活用为动词，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即为效法之意。 法语，也即规范地说出，严肃地说出。法语之言，也就是严肃地说出的话，意指格言、正言、经典的教条。所有的现成的训词，能无从乎？一般来说，大家都是奉此为圭臬的。而孔子却唱反调，言改之为贵；在认同法语之言可靠性和真理性的同时，要尤其注意法语之言的局限性和问题；改正它们不合理的部分，促进它们积极的方面，才是可贵的；而不应该盲目地、不加思辨地跪拜到底、服膺终身。 改之为贵。孔子非常讲究灵活性。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这是孔子直的理念：以不直为直。
这是孔子直的理念：以不直为直。 法语之言，因为太正统了，太正儿八经了，太主流了，太权威了，所以更要注意它们的可改进处，而不能盲从。孔子想表达的大概是这意思，而不是一股脑儿膜拜法语之言，遵从了事，而总是忐忑不安，以为自己有错误需要改正。我们当然要懂得反思，改正自己的错误；更要有怀疑精神，养成思考的好习惯，不盲从，不轻信。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为政，正名第一，刑罚最后。名不正，后面的言顺不了，事成不了，礼乐兴不了，刑罚会畸重畸轻，人民会无措手足，不知道如何作为。 孔子认为首要的是名分，必须先正名分，把各人的家庭身份、社会地位、国际形象搞清楚。 人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是不同的，名分自然随之不同。而法律却反事实地平等了人。它实质上只是对事实的虚拟，它把事实切割了，它把人简化、格式化了，从而变人人不平等为平等。 人们在生活中更多的是不平等的关系，常常按照自己的身份行事，而很少按照法律行事。在家庭，父母子女之间谈什么法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娶无商量。即使在现代社会，子女的婚姻依然深受家庭的影响。在单位，领导、下属之间谈什么法律？有事，下属服其劳，遵命为之。在国家，国家机关和个人之间谈什么法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社会，集体和个人之间谈什么法律？为了社会利益、集体利益，我们应该、必须让渡、牺牲个人利益。 我们人依据自己的地位、身份在各个界域活动，而很少作为法律虚拟中的人而作为。 其实，在法律中，我们人也不是平等的，依然依据各自的身份、名位而活动。在刑法条文中，我们只是犯罪嫌疑人，只是特殊的犯罪行为人，很少和其他犯罪嫌疑人完全一样。在罪名上或许一致，在量刑上可能碰巧一样。但这是怎样的平等呢？在民法中，各主体又岂是平等的？个人和公司如何平等？小公司和大公司如何平等？不同的个人如何平等？在行政法中，更不用谈平等了。 平等，不过是一种很虚无的拟制，一种很抽象的假设。事实上，各种法律主体是很不平等的。名，确定了各主体的地位、身份，也由此确定了所谓的各主体的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 孔子的名位思想承认现实的不平等；法律的平等拟制，在很大程度上建构的也是不平等的现实。 谨权量，审法度，也即谨慎权力的裁量作为，审慎法律的适当性。这都建立在对各主体名位的确定和判断之上。 法度既然是如此需要审慎判断之物，也就难怪孔子吐糟：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他告诫人们：随时准备着修改法律，随时准备着修改法语之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