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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分析性思维已经无法对人的行动提供有益资助，也必须为相似性思维的出场让路。我们认为，相似性思维将是一种尊重差异而不是谋求同一性的思维，甚至可以说，相似性思维是建立在差异的前提下的。虽然相似性思维是要在不同事物间建立起联系，但不因为建立起联系而否认差异，更不会转化为消除差异的行动，而是从差异出发去开展行动。因而，它与分析性思维完全不同。我们发现，分析性思维对同一性的追求总是导向否认差异和消除差异的方向。比如，分析性思维在陌生人中发现同一性的人性，并基于人性而建构起普遍性的人的权利，通过人的权利的再确认和再定义形成了民主制度。当民族国家建立起民主制度后，就产生了加以推广的冲动，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向世界推广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什么样的手段都尝试过，而且无所不用其极。从逻辑上看，这种做法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制造民族国家的同形化。显而易见，这种同形化追求必然会以消除差异的方式去付诸实现。从近代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来看，诸多冲突都是由同形化追求引发的，正是那些可能毫无意义的霸权国家同形化追求令世界动荡不宁。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同形化追求得以延续的话，必然会加剧世界的动荡，甚至会把全球引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事实上，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决定同形化追求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并包容差异就是不得不为之的选择，而工业社会寻求同一性的分析性思维恰恰是与之相悖的，以至于我们必须用相似性思维去取代分析性思维。一旦相似性思维建立起来并成为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就能够与差异共处。此时，差异不仅不会走向矛盾，反而恰恰是造就和谐社会的前提，人们之间正是因为存在着差异，才能和谐相处、才能共生共在，才能以合作的方式开展行动。这样一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住近代早期的那项权利设定不放呢？ 注释： [1]邦妮·宏妮格：《死的权利，活的未来——对哈贝马斯“宪政民主”的回应》，佟德志编：《宪政与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187-188 页。 [2]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冯克利、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第39 页。 [3]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第39 页。 [4]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第39 页。 [5]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年，第111-112 页。 [6]昂格尔：《知识与政治》，支振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217-218 页。 [7]查尔斯·J. 福克斯、休·T. 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曹沁颖、吴巧林译，吴琼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30 页。 [8] 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第31-32 页。 [9] 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第32 页。 [10] 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第189 页。 [11] 昂格尔：《知识与政治》，第35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