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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熟人社会中，人与人的联系以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为纽带，这种联系是直观的经验事实，只是在进一步扩展其范围时才需要求助于想象。在社会生活中，上述联系已经能够为人们开展行动时如何做出行为选择提供支持。然而，当现代化打开了通往陌生人社会的门扉时，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已经失去了作为纽带的力量，无法对人的社会生活提供支持，甚至在陌生人社会中被消解掉了。此时，社会生活的开展就必须寻求替代性的联系途径，以求人的行动及其行为选择也能够拥有新的标准。正是出于这一要求，分析性思维介入了进来，通过对人的抽象而发现了同一的人性，然后，又在同一的人性基础上建构起了普遍的人权。正是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逆转地走向了陌生人社会。所以，全球化、后工业化不仅不会把陌生人重新拖回熟人社会中，反而会使陌生人匿名化。 事实上，从陌生人社会过渡到匿名社会是一场正在行进中的运动。随着匿名社会的出现，在人们之间寻求同一性的做法变得不再可能，普遍性的人权也将失去承载者。这也决定了对人进行抽象并在抽象的基础上进行重建的分析性思维将不再能够派得上用场，以至于必须用想象来填补空白。在匿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不确定的，在人们之间，也无法寻求同一性的因素，每个人都以匿名的形式开展行动，而且也只能通过行动去表现自己。至于他人，也只有通过你的行动去认识你和理解你，即实现对你的定义和把握。由于人是匿名的，已经不再以陌生人的实体性存在的形式出现，即使实现了对你的定义和把握，也会因为你的行动的不确定性而显得不确定。所以，必须求助于想象，才能在你与你的行动之间建立联系，才能在你已有的行动与即将发生的行动之间建立联系。就这种联系也是不确定的、模糊的而言，只能视作为相似和类似，属于相似性思维的成果。由此可见，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对人的认识和把握在思维方式和逻辑路径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以至于从属于工业社会思维方式和逻辑路径的权利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在这种新的思维及其逻辑中，不可能有权利的位置。一旦在思想和理论中剔除了权利，那么社会建构的实践也就不可能再从权利出发了。 根据昂格尔的看法，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是根源于“抽象的自我与具体的自我之间的分裂。在这种分裂产生的条件下，所有的工作都被看做是与意志无关的某种东西，而正是意志创造了工作。每一个生命过程都被视为对某人之潜在人性的牺牲，这种牺牲是由于这个人需要变成一个确定与有限的存在物，他压制了其部分才智以使别人能够发展之”。[11]或者说，社会运行的结果表现在个人这里恰恰是与这个社会得以确立的基本原则相反的。现代社会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的，通过社会契约，个人应当作出的牺牲已经作出了，为人保留下的权利都应当得到充分的维护，社会的运行应当从属于维护个人被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权利的需要，而不是让个人再作出什么牺牲。可是，结果正好相反，社会治理的全部内容，有一半是声称维护人的权利的，也有一半是每日每时都在剥夺人的权利的，在剥夺人的权利的时候，被说成是人对社会所尽的义务。就此而言，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无论是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的，都是对权利的戏弄。本来，这个社会是建立在权利假定的基础上的，是从权利出发而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无非是为了提供这个社会应有的秩序和保障这个社会的顺畅运行，事实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而是表现出逻辑上的自反。鉴于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人的行动即一切行为选择都遵从人的意志，而不是受到强加于人的外在力量的支配。而这项要求的实现，只能寄托于一切为了促进合作的制度安排。 三 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社会重构 在中国面对着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双重压力时，出现了种种社会问题，甚至存在着引发社会失序的危险，一些人以为可以在儒家思想宝库中找到思想控制和行为规范的武器，并相信它将带来一个历史上曾经的盛世。其实，全球化、后工业化并不给予这些追求以支持。历史总是有着自己的节奏，并在蹒跚的行进中执着地走向未来。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开启的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即不把基于血缘凝聚力的和谐共存作为理想境界，也不把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作为善治的标准，而是出于人的共生共在这一目的去开展一切活动。 在社会建构的问题上，把社会归结为人，必然会要求社会从人出发，服从和服务于人。如果至此止步的话，这肯定是一个让人陶醉的理想。然而，思维不会就此止步，而是需要进一步地提出服从和服务于哪些人？在农业社会，答案是非常直观和非常简单的，那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人。到了工业社会，问题被加以转换了，因为，人不再是某个特殊等级或阶级的人，而是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每个人。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而且，工业社会在一开始就表现出领域分化的特征，每个人都处于某个（些）特定的领域中，不同领域的差异也是非常巨大的。这样一来，构成社会的所有设置如何才能与差异巨大的所有人一一对应，并证明是从属于人的、服从于人的和服务于人的？这就是工业社会建构过程中遇到的理论难题。但是，思想家们非常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自然状态中发现了原子化的个人，并确认了他所拥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而且是平等地拥有的，每个人都不会比他人拥有的更多或更少，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利也不会与他人所拥有的权利在比较上有什么异样。这样一来，就可以基于这种权利而进行社会建构了，所有的社会设置，在终极意义上，都是从属于人的权利、服从人的权利和服务于人的权利的。所以，社会不再被归结为某个人或某个等级、阶级的人，而是被归结为所有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