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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喜欢读钱穆先生的书，只是很少做笔记，虽然讲得通俗，却又极深刻，似有所悟，却又无从下笔。每每感叹，拍案叫绝，能将中国的文化解读得如此通透的，只先生一人矣！ 前几日，读到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精神》，这大概是一本由课堂讲义编辑而成的著作。这年头，能写讲义的老师恐怕不多了吧，而能够以课堂讲义而传世的老师恐怕更属寥寥吧。 “中国文化精神”，概念何其之大，若不是有大视野，大气魄，大智慧，大自信，谁能讲得？难免空洞无物，浮华不实，而读先生的书却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想能将中国文化讲到这个程度的，先生算是一个了！
“世俗” 其他的可以抛开不讲，单就“世俗”二字，在我们看着是在平常不过的概念，但先生目光如炬，将“世俗”放在了文化的概念中去理解，自然与世俗构成了文化——“文化不能违背自然，也不能脱离世俗”，我也愿意就此展开，谈谈如今的中国社会里的世俗是个什么状况，尽管是浅薄之见，但终归是聊胜于无吧。 在中国，人们喜欢讲三大分辨：义利之辨，人禽之辨，理欲之辨。 义利之辨 中国人的言行举止，不言有利无利，只是注重是否合于义。但世俗不一样，世俗只懂得利与不利，这大体上属于文化的低洼地带。在一个世俗至上的社会里，义利之辨，以利争先。就像我们只是捧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忘却了他的《道德情操论》和《法理学讲义》，因而，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义者利之和也”都应该是一种普遍的和谐状态。 人禽之辨 孟大师曾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既是自然之物，又属于世俗之群，这总是使我想起顾炎武在《日知录》的亡天下之说“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我们今天的社会越来表现出亡天下的迹象，人与禽兽无异，甚至连禽兽身上的那一点慈悲都不存在了。正如汤因比所说，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表现道义危机的一面，而且愈陷愈深。 理欲之辨 “天理”与“人欲”，人欲务去，天理须存。人欲是现实的，天理是理想的，二者处于不同的状态，事实上，只有在一个世俗至上，人欲至上的社会里，天理才会变得稀缺。就像今天的社会，找一个讲理的地方都很难，尽管给人的感觉是到处都有讲理的地方。过去讲“有理走遍天下”，现在呢，不要说走天下了，出得门都难。怪不得钱穆先生说：“今天的一切世俗，竟全是人欲横流，只成禽兽”，诚哉斯言！ 在一个世俗至上的社会，在一个俗不可耐的社会里谈“世俗”都是一件矫情到让人脸红的事情。欲望的洪流席卷我们而去，我们与道义，我们与天理，我们与文化，我们与自然，我们与世俗，渐行渐远，再回首时，已是雾霾漫天，恍然隔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