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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你说你是一个大致的西化论者，我想，你肯定对三权分立思想有一定的赞同。我发现，现在在司法过程中，有一个司法裁量权，而且随着这个现代行政权的膨胀以后，就是准司法权的膨胀。那我想知道的是，在您眼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司法权跟行政权的疆界在哪？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公益诉讼的问题。现在学界提出一个公益诉讼的问题，而且作为一个经济法，它是一个新兴的法律，受到可塑性的挑战，寄希望于一种幻想性实践，给我们带来一种从责任角度或程序法角度给我们的一种实证，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公益诉讼的价值。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谈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程序法对实体法有没有反作用。比方说，在民诉过程中，从诉讼本位上讲，肯定是为私利的竞争而作，平等的竞争。但如果从行政法的角度，行政法本位是国家，我要想，行政诉讼法到底是老百姓在跟国家叫板，还是国家在跟老百姓叫板。而且，反过来讲，是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法律上讲，是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他怎么能叫国家本位呢？我说行政的本位至少是一个公民本位，就不要说私人本位，我不知道你怎么评论我的这种看法，谢谢！（掌声） 贺：对你第三个观点，我完全赞成，所以没有任何疑义。（掌声）行政权跟司法权的疆界怎么去的划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这涉及到权力分立的一个基本的学说，能否成立的问题。我们知道，三权分立，权力分立学说作为一个理论的体系，一直存在着一个变化的历程，比方说，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学说，大致上，立法权当然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划分，但是司法权跟行政权之间怎么划分，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在洛克那里，外交权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权力，所以权力分立学说在西方有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发展历史，实际上有时候经验变得很重要，英国的历史经验使得它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机构的职能是交叉的，但在现实中，他却是划分地非常清晰的。比方说，在英国，贵族院事实上最高法院，即最高法院是在贵族院里。但是又不是所有贵族院里的贵族们都可能去裁判案件。按照宪法惯例，只有那十来个法律贵族才可以审理案件，充任一个最高法院，这是一个宪法惯例，英国许多宪法惯例使得他们的宪法变得丰富。 正如江青在法庭上发表的诗歌，“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真容”，“寻常看不见”，你看不见宪法惯例在哪，你只知道《大宪章》有一个条文，《王法继承法》有一个条文，但是宪法在哪？他有很多的东西，是所谓的constitution,这样的东西非常地丰富。同时有时候也给研究英国的宪法带来很大的困难，刚才说的，在贵族院里边，只有贵族院里边，只有法律贵族才可以审理案件，这就是一个宪法惯例。我前一段时间在从《南方周末》上与刘山鹰博士有一个交锋，是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和法院之间的个案监督，我旗帜鲜明地反对人代表大会有个案监督的权力，而刘山鹰博士明确地说人大有权力对法院进行个案监督，他还作了一些论证。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叫《异哉所谓人大个案监督者》，我仔细作了些分析。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没有分权传统的国家里边，对于权力的清晰界定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行政权与司法的界定在另外一个领域中间又变得非常地复杂，那就是检察制度的变革。我们现在对于检察制度的改革，怎么改革，怎么推动，什么是行政，什么是司法，检察权到底是一种行政权还是一种司法权，搞不清楚。如果是一种行政权的话，那强调检察权独立，强调每个检察官独立就变得没有意义，要是它是一个司法性质的权力的话，那就要尊重它的独立性，而且它涉及到对于国家的宪法中规定的司法机关，包括法院，检察院。如果它是一个行政机关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同司法部的功能合二为一。比方说，检察院，和司法系统合到一块去，然后，司法部长就是检察总长。而地方司法厅中有许多检察官在里边工作。他们本身是司法官员，但他们是通过行政的方式来行使权力的司法官员。那么司法行政部门的权力也就变得比较充足了，不像现在司法行政部门感觉好像没什么权力，或越来越没权力了，我现在就特同情司法局的那些朋友，包括司法部的一些朋友。现在我们整个权力构架是不合理的是混乱的。 也许，我只能回答你到这儿，因为我确实对于你所说的准司法行政机构通过司法的方式，比方说公开听证这种模式，不太清楚。但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司法权在全球膨胀的一个标志。但是，是具体的有许多东西，千头万绪。一时间，多少让我有点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我们以后可以再讲讨论。（掌声） 4、学生（记得这个学生是当年2003级的薛毅辉同学）：贺老师，你好，刚才你讲到中国司法不独立，经常受到外来压力，比方政府。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法院自身。基层法院在判决一些案件的时候，经常上交上级法院或提交审判委员会，那么，你觉得这是不是司法应当独立；还有，你刚才提到“人民法院”中的“人民”去掉，吴情树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给我们提到过，而且他也猜测了你的想法。那么，以你的本意，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字删掉，而且，它可能在人代会通过吗？（笑声、掌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