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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刑法规范具有事实与价值、形式与实质、主观与客观、原则与例外、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五大有机统一的属性。事实与价值有机统一，代表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代表罪刑法定的解释原则。为了确保罪刑法定原则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必须坚持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的刑法解释铁则。
笔者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刑法规范本身具有事实与价值、形式与实质、主观与客观、原则与例外、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有机统一的行为整体属性。所谓有机统一，就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同时存在。例如，主客观相统一，既是主观，又是客观，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反映主观。刑法规范这五大统一的本质属性，构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部内涵，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刑法规范具有事实与价值有机统一的属性。刑法规范的事实属性，是指规范用语字面含义能够直接描述的行为类型。例如，故意杀人，用刀具直接捅刺他人要害取人性命的；放火，用明火直接点火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的等等，这种行为类型不需要任何解释，直接适用刑法条文，认定故意杀人罪或者放火罪。刑法规范的价值属性，是指与规范用语字面含义直接描述的行为类型不同，但价值相同的行为类型。例如，用毒药将人毒死，使人窒息死亡等等，这些行为类型，都不是用刀具直接捅刺他人要害取人性命的，不是事实上的故意杀人，而是在价值上等同于用刀具直接捅刺他人要害取人性命——故意杀人。再如，行为人潜入被害人家中将电取暖器打开电源，然后将烤火被覆盖在取暖器上。这种放火的方式，是通过打开取暖器电源积聚热量产生高温引起火灾的，并不是事实上的用明火直接点火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的，而是在价值上等同于用明火直接点火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遇到此种行为类型，传统的做法就是借助刑法解释，通过三段论适用刑法条文的。大陆法系的成文法突出价值属性，英美法系的判例法突出事实属性，两大法系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
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统一，对应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刑法规范，事实是明确的，价值也是明确的。事实的明确性，大家公认，勿庸赘言；价值的明确性，大家的认识还很模糊。实际上，价值的明确性，是通过事实（字面含义）的价值来实现的。换言之，价值的明确性，就是与事实（字面含义）价值相等的生活事实。具体而言，生活事实，必须从形式到实质，都要与刑法规范中的事实（字面含义）相同，确保生活事实在价值上与刑法规范中的事实（字面含义）的价值相同。 刑法规范具有形式与实质的有机统一的属性。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代表的是刑法解释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相互依存，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必然损害其他方面。”这是张明楷教授的认知。其他的刑法学家也都有类似的观点。可惜的是，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未能在刑法解释学中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包括张明楷教授在内的许多学者，要么强调形式，要么强调实质，都是有失偏颇的。例如，《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都是如此。放飞笼中鸟，将钻戒扔入大海，张明楷教授认为构成要故意毁坏财物罪。事实上，鸟放飞后回归大自然，钻戒扔入大海躺在海底，鸟与钻戒，既不是毁灭了，也不是损坏了，不符合财物被毁灭或被损坏的形式特征，不符合财物被毁灭或者被损坏的实质特征，属于典型的类推解释。再例如，张明楷教授将大型拖拉机解释成为《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中的汽车。事实上，该条中的汽车，特指公共交通工具，客体要件涉及不特定多数乘客的公共安全。大型拖拉机是农用机械，虽然曾经也经常作为货物运输工具使用，现在还偶而使用，但是大型拖拉机不属于公共交通运输工具，不允许载客营运。因此，将大型拖拉机解释为《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中的汽车，形式上不符合，实质上也不符合，张教授大量篇幅所作出的这种论理解释，实际上属于类推解释。
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是刑法解释的铁则。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判例法，还是大陆法系的成文法，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即判断法条或者判例的解释结论，是否符合立法或者判例的原意，都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刑法解释或判例解释必须坚持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也就是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同时存在。面对同一个案例或者生活行为，无论解释者是谁，无论是成文法或者判例法，只要坚持形式与实质的有机统一，都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如果说罪刑法定是刑法适用的铁则，那么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是刑法解释的铁则。这个刑法解释的铁则，保证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完全落到实处，刑法解释上不再留有罪与非罪模糊的空间。例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警察被判刑的案例，就是法官利用了判例的解释结论，是非界限不明确导致自由裁量权过大造成的。我国正在进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坚持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的刑法解释铁则，确保实务中罪刑法定原则不变形、不走样，意义极其深远。
传统解释学仍然在黑暗中摸索。“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本身就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所强调的明确性相悖。刑法解释的方法，虽然不能说是无穷无尽的，但的确是五花八门的。不同的解释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相同，矛盾由此而生。糟糕的是，判断解释结论正确与否的标准，根本就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判断解释结论是否合理的所谓“标准”，更是让人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解释结论是否合理，要看是否在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两方面求得均衡，是否在善良人的大宪章与犯罪人的大宪章之间寻得协调，而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某种解释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等诸多方面得出结论。”这种没有任何操作性可言的所谓判断标准，说了等于白说。并且，只能提“解释结论是否合理”，不能提“解释结论是否正确”。传统刑法解释学中，最大的模糊性，就是认为在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或者界限是相对的。这正是刑法解释学还在黑暗中摸索的标志，还没有找到判断解释结论正确与否的办法。因此，只好用判断解释结论合理与否，来替代判断解释结论正确与否。这个替代，是与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之间没有明确界限相适应的，使得刑法解释学保留了模糊空间。之所以出现这种模糊混沌状况，根源就在于理论界对于刑法规范的事实与价值、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的属性认识不到位。因此，模糊性就成为了传统刑法解释学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其实质是模糊罪刑法定原则的。其实，就解释结论而言，既符合刑法规范的形式特征，又符合刑法规范的实质特征，实现形式与实质有机统一的，就是扩大解释，就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则，就是类推解释，就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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